松山湖·《十月》年度中篇小说榜（2019-2020）颁奖，究竟花落谁家？
近年来，松山湖园区文化事业呈现
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
吸引到中国文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著名文学期刊《十月》杂志的关注
2019年12月23日
中国东莞“松山湖·十月年度中篇小说榜”暨
“松山湖·十月小说论坛”签约仪式在松山湖举行！
作为《十月》杂志社创办的常设文学奖项
东莞“松山湖·《十月》年度中篇小说榜”
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和
专业、严谨的学术精神
全方位关注当下中篇小说创作生态
每年奖励优秀中篇小说作品！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东莞松山湖·《十月》年度中篇小说榜
（2019-2020）的发布和颁奖仪式延至
2020年12月19日在松山湖举行
10部获奖的文学作品究竟花落谁家？
又是讲述着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2019年松山湖·《十月》中篇小说榜
榜单及获奖理由
2019年松山湖·《十月》中篇小说榜
上榜的5部作品
以娴熟的技艺和鲜明的个性
共同呈现了2019年度中篇小说创作的
丰富多彩和卓尔不凡
▲著名作家、《西湖》杂志主编吴玄宣读2019年度上榜作品
《青霉素》恪守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刻画了主人公陈陈相因的命运；《狮子的恩典》把个体的精神处境与浩大的天地与历史并置，呈现出现实困境与精神救赎的交错纠缠；《无债之人》以科幻的形式和视角，关照和思索当下现实；《我们的师傅》深情地追述历史，书写荒诞岁月的普通人性之美；《卡夫卡家的访客》专注于“如何在东方精神、西方现代派、南方叙事和北方话语之间找到最好的小说境界”的探索，极具文本的价值和意义。
尹学芸《青霉素》，发表于《收获》2019年第3期，原刊责编王继军
作者介绍：尹学芸，天津市蓟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已出版散文集《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长篇小说《菜根谣》，中篇小说集《我的叔叔李海》《士别十年》《分驴计》《天堂向左》等。曾荣获首届梁斌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林语堂文学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
▲作者分享作品
作品介绍：刘正坤是村里的赤脚医生，长得比唱样板戏的演员还好看，但是他有一个霸道的母亲，自由恋爱的对象被赶走了，与青梅竹马之间的情愫也被消灭于无形，后来娶了村支书的女儿。村支书的女儿虽然长得丑，但是对他倒真是爱敬有加，两个人平静地过了小半生。正是在这种平静中，好多人不知不觉地死于青霉素过敏……
作品选读
1
老街有两座四合院，其中一座住了四户人家。比如我们和老石家就住东西厢房，夏天他们热，冬天我们冷。所谓“冬不暖、夏不凉，有钱不住东西厢房”，就是指这种居住模式。正房和倒房住了另外姓氏的两户人家，因为与本文无关，暂且不论。但正坤哥家住了一栋独门独院。正房高大，东西厢房也够格局，若没有正房比照，一点也不像配房。门楼是木头做的斗拱，曾经艳丽的图案都斑驳了，但青石板的台阶光可鉴人。门口一边坐一只石狮子，是与门槛下边的石头台阶连在一起的，比猫大，比狗小。尾部是一团云朵的写意，线条勾勒的地方落满了浮尘。门槛足有一尺高，因为太过年深日久，木纹一条一条都松落了，撕一下就能成一根牙签。没人觉得他家与众不同，那年月，人活得都糙。
当然，他们家人口多。赵兰香和四老歪生了七个儿子，号称七郎八虎，老八是一只黄鼬，经常到他家院子里行走。黄鼬是四老歪的母亲发现的，冬天的月光清白，黄鼬在鸡食盆子里舔一块冰。四老歪的母亲回屋倒了一缸子开水融那冰，从此跟黄鼬结下了情谊。黄鼬经常来串门，却从不偷他家的鸡。黄鼬甚至从瓦垄上给他家溜钢镚，让他家从不少油盐钱。当然这是传言，但这传言知道的人甚广，许多年后，甚至被写进了民间传说，只是时代被往前提了大概一百年，钢镚变成了铜板。那年赵兰香四十三岁，生了老七正辉。婆婆哭着说，你比母鸡下蛋还生得勤，这是要吃人啊……打住打住，老八叫正风，就是那只黄鼬，不许你再生了！赵兰香果然再没开怀，老八黄鼬却从此有了名声。四老歪其实只哥一个，他上面原本有两哥一姐，但都得天花和伤寒死了。“伤”字四老歪读四音，这不是罕村的口音，也有人说是黄鼬的口音。黄鼬跟他什么关系，哪里能讲得清。四老歪什么时候提起伤寒，脸上总是一副寒凛模样，像劫后余生一样，让人误以为得伤寒的是他。四老歪生下来时，脑袋长在右肩膀上，接生婆啪啪给了两巴掌，让他往左歪，果然往左歪了一些。后来他长大了娶媳妇，接生婆还说自己当年手软，若是再给两巴掌，就把歪脖治彻底了。
我们家住的四合院是土改分的浮财。四老歪家的四合院却是祖产。四老歪的祖上曾经跟官去过湖南，也有人说是做太监，告老还乡时，从外面带来了一个儿子。这也都是传言，究竟是哪一辈的事，没有人能说清楚。
四老歪能娶赵兰香肯定是这座大宅的功劳。只是，谁都想不到四老歪会生七个儿子。他本人是个小个子，黄面皮，尖鼻子，尖下巴上长几根狗油胡，多少有些驼背。他倒背着手跟头趔趄地走路，总是急惶惶的样子。其实他不当家，啥事都是赵兰香说了算。
正坤是四老歪的五儿子，我们都叫他五哥。
正坤跟我姐凤丫一般大，那年初中毕业，凤丫当了小社员，正坤被大队送到了县里的卫生站，学做赤脚医生。
这都是赵兰香的功劳。老大正合，去了公社农技站;老二正清，去了水利站;老三正气去当兵了;老四正义生下来是个残疾，活到六岁死了。赵兰香总能跟外面的人打上交道，比如，村里来工作组，派饭一准派到她家。都知道兰香婶子的杏核油烙饼好吃，里面的层薄如纸，而且层多得数不过来。鸡蛋炒得又香又嫩，跟烙饼卷到一起，顶风能香出三里地。赵兰香是个大个子，人也长得漂亮，一张嘴见啥人说啥话，脸上总是浮着笑，大多时候不怎么由衷。她对四老歪不满意，动不动就皱着眉头说：“要你干啥使！”
当然，村里也有别的闲言。有人给书记贴大字报，就把赵兰香勺上了。书记趴在桌子上扒拉算盘珠子，赵兰香在旁边扇扇子，脚下趿拉着破鞋子，衣衫不整。旁边有一行字：一丘之貉。这个成语那个时候很少有人知道，村里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认不完全，所以，很难说有多少影响。顺带说一下，赵兰香家人口多，但谁都休想趿拉着鞋子走路，她的儿子们个个器宇轩昂，衣服一个纽扣都不短。
正坤哥学成回来正是秋天，街上到处都是玉米皮子玉米叶子，风走它们就跟着走，刷刷刷，刷刷刷的，像风拖着尾巴。他每天背着药箱在村里走，药箱上的红十字很抢眼。背襻挂在左肩上，左手在腰间卡握着，右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一摆一摆地走路，能迷很多姑娘。正坤哥是几个兄弟里长得最好的，连身板都像赵兰香。他从我家门前过，凤丫经常追出去问：“有没有人请你看病？”
“还没有。”正坤哥回答得很郑重。他人中很长，重眉重眼，我们都觉得他像戏里的人，不用搽粉和抹胭脂，也有红似白。那时村里有剧团，专门唱样板戏。现在我们说起来也记忆犹新，郭建光、李玉和、杨子荣，都演得有模有样。但有一样，妆化得再好，也没有正坤哥好看。
我们管赵兰香叫表大妈。我小时候就有刨根问底的毛病，特别想弄清楚这个“表”是怎么来的，可父母都说不清楚，不知是几代以前的事了。“一表三千里”，赵兰香也说不清楚。她进我们家就夸凤丫长得水灵：“两家要不是亲戚，结个亲家多好。”
当然没人把这话当回事，表大妈说话时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你不知她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只有我记下了，并在心底有了一丝小波澜。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收获》2019年第3期）
获奖理由：《青霉素》塑造了赵兰香、正坤等一系列北方乡村人物，并刻画了他们陈陈相因的命运，由此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恶与阶层压抑之间若隐若现的社会性关联。小说充满了个人、阶层争夺递进的艰辛凶险，却又包裹在北方“淳厚”民间伦理中难以剥离，没有惊涛骇浪又始终触目惊心。尹学芸的小说创作，是近年来颇为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她选择了一条“泯然众人”的传统文学路线，守正现实主义的故事叙述姿态娓娓道来，尤其对人性在历史年代煎熬压抑下的各种看不见的苦难乃至灾难都特别着迷，对于各种人物关系纠葛背后的利益诉求都了然于心，讲述的虽然是“历史”，却具有一种水滴石穿一般的人性洞察力。（陈福民 执笔）
孙频《狮子的恩典》，发表于《钟山》2019年第5期，原刊责编员淑红
作者介绍：孙频，女，1983年生于山西交城，著有小说集《盐》《同体》《松林夜宴图》《鲛在水中央》等多部作品。在本刊发表有作品《醉长安》《一万种黎明》等多篇作品，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
▲作者分享作品
作品介绍：北漂多年后，她回乡定居。漫长清冷的时光里，她与相邻的中年男人彼此讲述过往的故事。故事中的人物扒开时间的灰烬，带着秘密重返人间。据说每人都有自己的分身，他代替你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只是不知他是另一个更美好的你，还是更加绝望的你？
作品选读
1
我骑在沙河街的半截石狮子上看着人来人往。
这石狮子据说是唐朝的遗物，和它同代的石狮们早已灰飞烟灭，不知为何这只石狮能单独存活了一千多年。就蹲在街边看着一条街上的人们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人家十道轮回都不止了，它还独自在这蹲着，守着一片过于阔绰浩瀚的时间，显然对这反反复复的人世早已了无兴趣。风吹雨蚀，它早已不复有狮子的威严，简直苍老得快遁回原形，老成一块没有形状的石头。我小时候它就在这里，到我年近四十回到家乡的时候，它还在这里，半截屁股已经被砌进了水泥路里，更动弹不得了。
从前，我每次在沙河街上看到它都忍不住要过去摸摸它的头，觉得它苍老而孤独，心里还是有些替它难过。这次见到它却连难过也没有了，只有惊讶，惊讶它居然还在无边无际的时间里流浪，永远上不得岸一样，简直像个永远被流放的囚犯。我骑在它身上，它也驯顺不语，像匹苍老的坐骑。金色的阳光煦暖沉静，带着一种软绵绵的重量落在人身上，一时竟恍惚觉得自己正沉在水底，借着浮力，举止轻盈。我坐在那里看着人来人往。忽然想起从前经常听到田淑芬对她儿子龙龙呵斥，去，到街上数人头去，看看一共走过去几个人。那时候怎么能知道，原来在街上看人居然也是一件这么有趣的事情。
这条沙河街在明清时候是县城里的商业街，不知道这名字从何而来。街道两边店铺林立，至今还能看到那些陈旧阴暗的店铺上面，刻在石头上的字，“花布集贸”、“花换银钱”、“义全泰皮坊”、“玻璃制镜厂”、“三毛镶牙照相服务部”，还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上面刷了“发扬三八作风”几个褪色的红字，“合顺德皮坊”改成的供销社上面还隐约可见五个油漆大字“为人民服务”。
还有几天就是中秋节了，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不管男女老少手里都举着一支刚买的圆儿香，中秋这天插在院子里点一天，直到晚上皓月当空之际，还有余香袅袅，盘踞月下。香尽了节日也尽了。我看到两个烫着爆米花头的中年女人挽着手过去了，手里拎着红心苹果和巨峰葡萄。一个高个子男人晃过去了，一只手插兜，另一只手拎着两只鲜艳的火龙果，这热带水果居然也从南方混迹到北方的中秋节上了。一个胖女人拎着一袋胡萝卜过去了，大概是准备包饺子，走着走着忽然擤了一把鼻涕，用力甩在地上，又随手抹在了自己的鞋后跟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两手空空地走过去了，长头发太黑，看起来全身的重量都集中在这头发上了，显得头特别大特别沉。她一边走，一边不时地抬起左胳膊晃动，她走过去我才发现，是她左手上戴了一块巨大的手表，她正把手表当镜子在墙上照来照去地悄悄娱乐着。
有个拄着拐杖流着鼻涕的老人忽然从天而降，大声呵斥我，石狮子也是人骑的吗？我忙从石狮上滚下来，他又盯着我使劲看了一会儿，忽然说，我认识你。我半信半疑地说，你当真认识我？他狠狠吸了一把鼻涕，然后仰天大笑道，怎么不认识，你不就是个中国人嘛。
我晒着秋天的太阳，两手插兜，像个真正的闲人一样，沿着沙河街慢慢往前溜达。这条老街因为明清时候留下来的那点底子，躲过了前几年轰轰烈烈的县城改造，县城里的其他道路基本都被拓宽了几倍，唯独这条街保存了个大概样貌。在县城改造中，我小时候经常去玩的文庙、城隍庙、覃氏族亲石牌楼都已经不见了，卢川书院如今变成了卢川饭店，小时候跟着我妈去买东西的五一大楼、盐业果品公司如今都已经变成平地了，又在上面铺了马路或者盖起了新的楼房。它们都消失得了无痕迹，像从来就没有过一样。据说下一步连圣母庙旁边的却波湖也要被填平盖楼了。
但一走进沙河街，时间就失效了，好像这是一个时间的黑洞。那些老店铺如今已经被改成了素素理发店、织毛衣培训学员、李帅杂货店、五茂粮油店、郑黑小喜寿店，连府君庙也被改成了印刷厂，基本变成了贫民们聚集的地方，以做小生意摆小摊为生。以前听人说过，经济越萧条的时候，沿街做小买卖的平头百姓就越多。都出来谋点生计。
走着走着忽然看到一扇靠街的窗户，四块玻璃上贴了四个囍字，居然一个比一个大，最后一个简直有人脸那么大。好像在流年更迭中这个囍字也趴在这玻璃上长了不少个头。
我在一个四合院门口停下，这门楼挺阔气的院子在解放前是法院，解放后被改成了育儿园，我小时候就是在这里上的幼儿园。大门开着，里面阒寂无人，我悄悄走了进去。院子里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当年的一只木马和一架滑梯都已经不见了，只有北面两间正房还有人声。院子里养着些鸡冠花、胭脂花、珊瑚樱、宠物辣椒。鸡冠花十分肥大，真像肉质的鸡冠，都种在旧脸盆和旧饭盒里，吃完的鸡蛋壳一只一只扣在脸盆里，好给花草们补充些营养。猛一看过去，倒像刚刚长出了一脸盆鸡蛋。我忽听到正房里传来两个女人的声音：你说我的头发要不要剪？
剪短点倒是显得人精神。
真没事？剪得太少便宜了剪头发的，反正剪短剪长花的钱是一样的，让它再长段时间。
今天中午把院子里那鸡冠花炒着吃了吧，长了那么多肉，好吃呢。
吃倒是好吃，就是颜色看着有点害怕。你说我的头发到底要不要剪？
剪短点倒是精神。
剪也剪不了多少，便宜了剪头发的，让它再长一长。
我从幼儿园出来继续往前游荡，前面一个破旧的四合院，门楼颓败，石狮坍塌，屋檐上长满荒草，站在门外往里看去，却看到影壁上用油漆刷了一个巨大鲜红的十字架，使这破败的院子看起来有了几分教堂的肃穆。再往前面就是李建红和游承恩还有卞振国三人合开的商店，不过李建红一定要叫它门市部，就像她一定要把所有的饭店都叫成食堂，把所有的单位都叫成公司，这都是她二十多岁时的叫法。她像是单独乘坐着这世界上的最后一班公交车，永远不让它到站。
李建红是我妈。这门市部在解放前是汇源隆票号，解放后做了私人的百货庄，后来被国营的百货公司收购为二门市部。一九九九年县百货公司宣布倒闭，大部分职工下岗，剩下的小撮人通过投标的方式承包了百货公司的柜台，李建红等三人则合伙承包下了位于沙河街上的二门市部。
我小的时候，经常在百货公司的柜台后面玩，有时候还会在捆成一包一包的毛巾和衣服上午睡一会儿，像沙发一样。承包二门市部之后我却轻易不愿踏进这里半步，那时候只觉得这门市部看起来像座阴郁破旧的寺庙，窗户都是黑咕隆咚的，也看不清里面有什么。李建红又是个很爱打扮的人，她有一台蜜蜂牌缝纫机，经常把从前的旧衣服进行加工或拆开重做。有一次她把黑白两件旧衣服剪成布头，给我拼了一个奶牛一样的书包，惹得人们纷纷回头看我。她还经常把自己不能穿的旧衣服改成我的新衣服。她尤其喜欢粉色、玫瑰色这类异常妩媚的颜色，与那破败阴郁的门市部放在一起，竟会让人心里不由得暗暗生出一种恐惧来。
我上学放学都恨不得绕开它。以至于我上大学后一个同学暑假到我家来玩，我带着她在街上溜达了一圈，她看到二门市部就问我，这是什么地方啊，能不能进去参观？看着像座文物啊。我目不斜视地带着她从二门市部前走了过去，当时李建红就坐在里面看着我们从窗前走了过去。
我走进店里，里面的光线昏暗悠长，好似黎明或黄昏长期沉睡于此，早已被外面的光阴所遗忘。阳光永远走不过去的深处是三面老式柜台，孤岛似的浮在暗影里，人走过去却猛然看到柜台下面轰然怒放的五光十色，日杂百货一应俱全，反被这么齐全的颜色吓一跳。如今县城里的大小商店几乎都已经改成了超市，绝少见到这样老式的柜台，猛然看见，只觉得恍如梦境，仿佛这段时光不过是栖居在另一段时光里，像鸟栖居于树，血液栖居于皮囊。有两根大柱子支撑着房梁，椽子间居然还住着一窝麻雀，每天早出晚归，见了人也不生分，老邻居似的。
外人进来见全是日用百货，只以为是一家开的店，却不知道其实是三家分晋，各做各的生意，各揽各的顾客。
店铺的中堂部位摆了一张破桌子，三条木头长椅，可坐可躺。生意冷清的时候，三个人就围着桌子坐成一圈，摆一把膀大腰圆的巨型茶壶，说话、喝水、撒尿，尿完继续说话、喝水、撒尿，然后再继续，再再继续。
我走进去一看，满头白发的游承恩正戴着那副巨大的塑料框眼镜看一本破旧的武侠小说。他老婆田淑芬两年前就去世了。我记得从前冬天的时候，那田淑芬总是穿着极臃肿的棉衣棉裤坐在店门口晒太阳，她身上有一种植物的质地，几乎不动，喜欢盯住什么便一动不动地看大半天，若对面是一堵墙，我总疑心这墙会被她看出一个洞来。她不大会笑，还有糖尿病。据说游承恩当年是因为家境贫寒而入赘到田淑芬家里的，所以他们的儿子龙龙也姓田。田淑芬的祖上是做皮货生意的，当年“交皮甲天下”，祖父手头颇有些存货留下。后来游承恩带着田淑芬去省城一次又一次看病，每次去之前都要变卖一件做皮货生意的祖上留下来的古董。
因为糖尿病的缘故，游承恩家里翻箱倒柜都找不出一块糖来，据说龙龙十几岁了还不认识糖。而且终年不敢吃肉，包饺子只包素馅，青菜饺子煮满满一大盆，薄而透明的皮泛着幽幽的绿色，像从树上长出来的。那时候，他一家三口人围着一大盆饺子坐在店门口吃，只见白汽缭绕不见人脸。因为田淑芬生孩子之前吃多了治糖尿病的药，所以龙龙从生下来就比别人迟钝，个头却又太大，似乎从来就没有正经像过一个婴儿。龙龙读完一年级从二年级开始就再升不上去了，光二年级就上了三个。同龄的小孩准备考初中的时候他还在二年级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那座位极为宽敞，是专为他一个人开辟出来的，像一个专门的农场。
从二年级辍学后他便陪着父母看店。每天下午他就搬个板凳坐在店铺前，手里拎着一袋硕大的菜包子，那是田淑芬为他准备的零食。他用一下午的时间把十几个大包子慢慢吃下去，先吃皮再吃馅，或者先吃馅再吃皮，再或者把馅偷偷抖落出去，把皮撕下来撮成面鱼吃，边往嘴里塞边得意地偷笑。他一个人刻苦钻研着各种各样的包子吃法，然后在天色刚刚开始暗下来的时候他就赶紧问田淑芬，妈，该吃晚饭了吧。
龙龙偶而也会问一些比较深远的问题，他问田淑芬，妈，你说我长大了可怎么活呀；妈，你说我将来能不能娶到老婆啊，要是娶不到老婆可怎么办啊。田淑芬正给一个顾客找零钱，听见这话，数钱的手暂时停下，瞪着他，厉声说，去，先到路边数人头去，看看一共走过去几个人。龙龙马上转了个话题，那我先吃一碗肉炒面吧，就一碗，下次就不吃了，再也不吃了。
最后他还是成功地拿到了两张钱，忙跑出去在十字路口的小摊上买了一碗肉炒面。然后一路小跑着，气咻咻地把一大碗面抱了回来。他不再屑于和别人说话，也不看别人，似乎是看一眼就会被人吸走手里的面。他把小山一样的面摆在自己正前方，直视着，带着十分虔诚的表情。然后用筷子急速往嘴里划，嘴里是满的，眼睛里还是无休无止的急切与恐惧，生怕被人抢走似的。游承恩两口子在旁边惊惧地看着儿子的吃相，一直看着他吃完最后一根面。龙龙吃完才敢看人了，他打量着周围，怯怯地犹疑地打着饱嗝。他吃饱了，整个人呈现出微醺状态，像一堆醉肉一样慢慢地松弛下去了。
两年前快过年的时候，田淑芬突然病重起不了床。吃了十多天药还是不见好转。那天，游承恩一大早出去给她买回了新衣服和新帽子，他边给她穿衣服边大声说，老田，你可千万别给我先牺牲了。他又要带田淑芬去省城看病。一个星期后他们就从省城回来了，田淑芬每天吃各种中药西药，却再也下不了床。家里的古董卖得也差不多了，游承恩把厨房里吃饭用的碗、碟子一字排开，戴着老花镜细细考察这些碗碟的年代。在鼎盛时期，他们家连喂猫的碗都是古董。一天晚饭之后，田淑芬歪在床上盯着游承恩忽然小声说了一句，我记得我娘娘（奶奶）进棺材的时候戴了一只玉镯子，玉镯子吸了死人的血有了血斑能卖得更值钱。游承恩手一抖，手里的书差点掉下去。
游承恩那段时间连店也顾不上看了，日夜陪着田淑芬。他翻着一本百家姓，不时大惊小怪地让田淑芬看，老田老田你快看，天下还有姓死的人。老田瞅一眼，面无表情地说，还有姓这个的？他便嘎嘎大笑，你不知道吧。他每天给田淑芬做四顿饭，每一顿都要做很多，因为龙龙也在旁边等着呢，简直像开了个十几号人的食堂。经常是饭菜的香味刚刚飘出来一点，龙龙就已经拿着碗和勺子认真等在一边了。
游承恩极喜欢猫，可是为了省出一点吃的，他把养的四只猫都送了人，是一只一只送出去的。猫送走后的好几天里他都不高兴，一个人趴在柜台上看书，戴着巨大的塑料框眼镜，看上去像个老气横秋的小学生在识字，只是书半天不翻一页。一个月后的一天，一只猫回来了。他怔怔看了它半天，把它留下了。又一个月后另两只也找回来了，其中一只掉了一大片毛，伤口露着红色的肉，烫掉的。半年后的一天，那第四只猫也回来了。
那是一个早晨，他一推开门，门口一团毛茸茸的黑色。听到门响，那团黑色动了起来，它有些站不稳似的，它的毛已经掉得很稀疏，露出了毛下的皮，极瘦，似乎只是一个框架了。它安静地看着他，用三只脚走到了他的腿前，温柔地蹭了蹭他的裤腿，像以往无数个早晨那样。他抱起了这只猫，隔着巨大的塑料框眼镜，满眼是泪。
几天后，这第四只回来的猫死了。它在一个早晨悄悄地出了门，用三条腿走到巷子尽头，死在了那里。据说所有的猫都会在临死前悄悄地为自己找一个角落。就在这只猫死后没两天，田淑芬也死了。她死在深夜的睡梦里，一句话都没有给父子俩留下。
李建红和卞振国都坐在靠窗的地方努力汲着一点秋天的阳光，后面常年不见阳光的柜台若冰山一样若隐若现。他们俩一个人抱着大罐头瓶，一个人抱着保温杯，正一边喝水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
你说我那老妈，一个人住在村子里，不想吃不想喝，倒是每天闹着到处给自己找坟地，说是要给自己早点找个落脚地。
将来可千万别埋到山上去，死了还要爬那么高，山上还有泥石流，就在平地上找吧。
人家要埋的地方还不能离她的老房子太远，这样她随时都能看见她的老房子。
人就是麻烦，活着得有个地方，死了还得有个地方。
不死怎么行，到了时候都要死，我们以前胡同里的三个瘫子今年都死了唉。
瘫子怕不好死吧，一躺能躺好多年，就是死不了。
有儿女照料的死得就慢一点，没人照料的几天就死了。我以前隔壁那老王，儿媳妇给她做的饭，一碗面里就五根面条，一根就有香肠那么粗。我都忍不住跑过去多看了她几次，我当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住在她家隔壁，连人家的咸菜都吃了有半瓮。做得万恶了，总有人治她。让狗日的儿媳妇多得点病。
可不是。
卞振国虽然也在往那点可怜的阳光里凑，却娴熟地跷着一条二郎腿，这样看起来就不是硬要凑了，只是有那么一点点兴致。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黑皮鞋里是一双灯泡一样晃眼的白袜子，握保温杯的那只手上戴着一只大金戒指。卞振国原本不是百货公司的职工，他是半路接盘进来的，所以我小的时候并没有见过他，只觉得他是后来忽然从天而降，又说着一口格格不入的普通话，所以印象中他的体积分外庞大，密度也大，远非一般人可比，像是特意从外星球上千里迢迢赶过来的。
县城里人人都知道他九十年代在古交的一个煤矿上给煤老板打工，那时候古交山上到处是私人小煤矿，煤老板们经常苦于有钱没处花，只好一麻袋一麻袋地装了钱去赌博。据说老板很器重他，让他做了矿上的二把手，什么都交给他来办。后来那小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死了十来个矿工，老板畏罪自杀，小煤矿被关掉了。再后来小煤矿纷纷被整顿关停，他在山上找不到事做，就下山流落到我们县城，一时也找不到正经营生做，就做了几天小贩，又做了几天厨子。恰好他在我们县的一个远房亲戚不想干了，就把自己承包下来的柜台转让给了卞振国，卞振国从此就在我们县里呆了下来。他的这点底细在县城里可谓无人不知。
在一个柿饼大的县城里，尽管人人都知道他的来历，他还是喜欢一遍一遍地吹嘘他以前那老板如何有本事，如何待他好如何器重他，像待亲兄弟一样。看起来他对他从前的老板也很是崇拜，喜欢学他老板的各种做派，打领带、戴金戒指、梳油光光的大背头，学他老板抽烟的样子，甚至说话的语气。旁人又没见过他老板，自然是无论他学的什么样子，都觉得他学得像。众人像免费看戏一样，乐得高兴，还希望他学得再像点。怂恿了几年之后他果然学得越来越出神入化。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钟山》2019年第5期）
获奖理由：《狮子的恩典》笔调苍凉悠扬，却又深藏温暖，有一种内倾的诗性和深沉的哲思弥漫其中，把个体的精神处境与浩大的天地和历史并置于一起，在奇特的张力中把现实的困境与精神上遥远的救赎交错起来。在虚实相间和明暗交替的叙事中，以扎实的细节和生机盎然的描写，一点一点揭开了时间的谜底，揭开了个体精神在时间中可以留下的独特光芒。（吴玄 执笔）
（因公务原因未出席颁奖典礼）
陈楸帆《无债之人》，发表于《花城》2019年第4期，原刊责编杜小烨
作者介绍：陈楸帆，出生于1981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及艺术系双学位，中国更新代代表科幻作家，编剧，翻译。世界科幻作家协会（SFWA）成员，全球华人科幻作家协会（CSFA）副会长，Xprize基金会科幻顾问委员会（SFAC）唯一中国成员。曾多次获得星云奖、银河奖、世界奇幻科幻翻译奖等国内外奖项，作品被广泛翻译为多国语言，在许多欧美科幻杂志均为首位发表作品的中国作家，代表作包括《荒潮》《未来病史》《薄码》《深瞳》等。
▲作者分享作品
作品介绍：《无债之人》的创作灵感源于现实中的“房贷”“车贷”等话题。“此生此世里，我们还不了的债务，是否能够把它留在DNA里，通过子子孙孙变成子孙债，或是用克隆的这种方式，把肉身无限地复制，然后用这些克隆体替自己去还债？”
作品选读
1
我记得梦中最后一幕，是被黏稠的黑色潮汐漫过每一寸身体，它们分解成极细小的锁链侵入我的皮肤，依附在血管、细胞、神经和腺体上，彼此摩擦，发出金属的啸叫，然后开始漫长而优雅的劳作，像要在我身体里建起一座地狱，或者城堡。
“方下巴，你又做梦了？”
我睁开眼，是小雀斑。她关切地看着我，不是来自表情管理模块的建议，而是那种真正的关切。这在我的职场经验里很稀有，尤其是在这儿，距离地球几十万公里外的冷酷太空里。
“你看到我的数据异常了？”我环顾四周，挤仄狭小的控制舱室，空气中混杂着汗臭和化学药剂味道，矿工们各自忙碌、漠不关心，认知模块不时弹出《神圣债务论》教义，“负债累累是有罪的，是不完整的”，活像综艺节目的插播广告。一切都没有改变。
“没有，你在发抖，像被丢进冰窟的那种抖，可是你的体温显示正常。上一次也这样。”
“哦……”我若有所思，“也许我梦见被丢到了舱外，然后……”
我鼓起腮帮子，翻了个白眼，就像那些在绝对零度真空中膨胀的尸体。
“不好笑，轮到你值班了。我给你看点东西。”
女孩别过脸，我却能看到她嘴角的弧线轻轻上扬。小雀斑有一种天赋，无论自己身处的境况多么恶劣，她总能给自己找到点乐子。
“看，像不像放羊。”
从她递过来的屏幕上，我看到了一场类似羊群归圈的表演。只不过，草原变成了浩渺无垠的太空，而羊，则是一颗颗形状各异、直径7米左右、成分不等的C类陨石，含有水、富碳化合物、铁、镍、钴、硅酸盐残渣等珍贵原料，根据密度不同，质量可能高达500吨。因此，这些沉重的羊儿格外悠闲而缓慢，像是在沿途寻觅着鲜嫩多汁的青草。
这趟回圈的路，它们可能已经走了好几个月，甚至数以年计。它们不急，我们更不急。
说不急只是为了安慰自己。几个月前，我从几T的物资消耗数据上发现了一个隐蔽的缺口，似乎我们的水、氧气、蛋白质和能源都以略微高出理论正常值的速率被消耗着，我怀疑有管道泄露或者是流程中的管控漏洞造成了这一现象，但我没有证据。
我不想到外面探究真相，一想到冰冷黑暗的无垠宇宙就让我毛骨悚然，小腹酸胀。
我试图从数学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像其他所有的问题一样。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花城》2019年第4期）
获奖理由：陈楸帆的《无债之人》，建构了一个人在不断被克隆、复制的过程中，个性磨灭、自由消失的“永生”世界。东方觉在宇宙边缘找回感情和记忆的事件，是对“我”为何是“我”、又从何时开始不再是“我”的追问；面对资本对人的专制和简化，自由哪怕只是短暂、渺远而难以抵达的幻梦，也比浑噩的永生更值得追求。书写人类超越现实、追求永恒的渴望，是科幻小说的惯常主题，但陈楸帆灿烂的想象力是在叩问现实、省悟自我，进而证实，未来是隐藏在现在之中。（谢有顺 执笔）
凡一平《我们的师傅》，发表于《十月》2019年第4期，原刊责编谷禾
作者介绍：凡一平，本名樊一平，壮族。1964年生,广西都安人。先后毕业和就读于河池师专、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成员、第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以来，出版了长篇小说《跪下》《顺口溜》《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等八部作品，小说集《撒谎的村庄》等九部作品。曾获铜鼓奖、独秀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等。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有《寻枪》《理发师》《跪下》《最后的子弹》《宝贵的秘密》《姐姐快跑》等。
▲作者分享作品
作品介绍：当师傅去世的消息传来，“我”和众徒弟纷纷赶赴家乡奔丧，故事之门由此打开。如此开头，接下来多半会是一个充满温情与感伤的怀旧故事，不过熟悉凡一平的人都知道，他总是能将一个看似简单平常的故事变得悬疑丛生、神秘莫测，人物的命运与走向也常常偏离“正”轨，出人意料。
作品选读
我
我的师傅死了。
他死去的消息是大哥告诉我的。大哥来南宁看望住院的大嫂，只待了半天就要回去。他说韦建邦死了，明天出殡。韦建邦虽然不是我们的什么亲戚，虽然他的一生很坏，但总归是本村人，如今他走了，送一送是应该的。
大哥的话是在为他的匆忙返回说明理由，但在我听来却是一种提醒，或一种规劝。韦建邦曾经是我师傅，教我偷窃，大哥是知道的。为此大哥恨死了他，也恨死了我。直到后来我洗心革面，并成为一名作家光宗耀祖，大哥才原谅了我，也似乎原谅了韦建邦。
我该不该回去为我的师傅送葬？
大哥没有明示，就走了。他去汽车站乘车。我呆呆地在医院坐了好长一会儿，又在我的奔驰车里冥思苦想了许久。
然后，我给大哥打电话：等等我。
我开车回上岭。大哥坐在车上，喜滋滋的，像是捞虾的时候捕得一条大鱼回家，眉飞色舞地跷腿坐在太师椅上，像个功臣。他现在就跷着腿，朝着车窗外扬眉吐气，不时看我两眼，像是满意我回去奔丧、送韦建邦上路的行为。大哥是个要面子的人，有我这么一个有头有脸的弟弟，去为村里一个被诟病一生的逝者送别，这是慈悲为怀并且家教极好的表现。我也看了看极有成就感的大哥，说你可以在车里抽烟。大哥的一只手本来就在兜里，直接抽出来，连带着一盒烟，是我抽不惯送给他的硬中华。他把一支烟叼到了嘴上，正要点燃，却放弃了。他说算了，还是不抽了。
车子到了乡里，准备经过圩场，我停了下来。大哥和我都下了车，一同抽烟。我边抽烟边向圩场走去。圩场人流稀疏，或许是天色已晚的缘故，也或许是不逢圩日。我站在空旷的圩场中央，像站在一个恐怖的山谷。关于我童年在圩场所做或发生的一切，像溶洞中受惊吓的蝙蝠，呼啦啦地飞出，向我扑来。
我的第一次行窃，便是在这个圩场。
那年，1972年，我八岁。
在实地行窃之前，师傅韦建邦对我的教导和训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从来不在师傅的家里受训，而是在山上的岩洞、悬崖，以及河边的乱石滩、沙滩，还有河中等。这些艰险的地方是我们的训练场，我们在这里那里摸爬滚打、攀登和奔跑，令行禁止，像一群特种兵。事实上，师傅韦建邦就是把我们当作特殊的战士来培养和训练的。为此，他专门带我们去公社看过三部电影，一部是《奇袭》，另一部是《铁道卫士》，还有一部是《渡江侦察记》。这三部反美、反特和反蒋的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或正面形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师傅要我们学习他们的机智和勇敢，如何达到目的或完成任务，又保全自己、再接再厉。同时，师傅强调了解反面人物的重要性，他先搬出一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时我们还听不懂的古文，然后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或底牌摸得一清二楚，打起仗来一百战都不会有危险。师傅的学问和教学方法让我们佩服。后来我们知道，师傅是在宜山上的高中，那是一所著名的中学。若干年后我考取的河池师专，学校所在地便是宜山，与师傅的母校一河之隔。
我说的我们，指的是与我同一批受训的学徒，或者同学。他们是蓝上杰、韦燎、覃红色和韦卫鸾。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允许互相称名道姓的，只叫外号。师傅给我们起的外号分别是：我——老鼠，蓝上杰——黄狗，韦燎—— 野兔，覃红色——老猫，韦卫鸾——花卷。
在这些外号里面，花卷算是比较好听的，可能是韦卫鸾长得好看的原因吧，她也是我们这批学徒中唯一的女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并且通过了严格的考核，我们终于要实战了。师傅给我们的任务是：偷收购站韦有权的钱。
那天是圩日。那时的市场是七天一圩，也就是逢星期天便是圩日。星期天圩日，对还在念书的我们来说，是行窃的好日子。
那天的圩场像往常的圩日一样热闹和有序。如果说有什么特别或不一样，就是圩场上出现了五个八到十岁的身怀绝技的儿童，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偷窃团伙，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出任务，也是一次大考。而且他们是独立独行，师傅没有出马。师傅为什么没有出马？我后来想，不是因为师傅信任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也为了保护他自己。师傅是个贼，他的声名十里八乡都知道的。他如果出现在圩场上，就会引起人们的惶恐，就像黄鼠狼出现在鸡群里鸡一定会紧张和警惕一样。
我们在圩场的出现，果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像几只小黄鳝钻进了鱼塘一样。
收购站在街的西侧，在邮电所和食品站的中间。那是人流密集的区域，也是现金收支最多的地方，我如今用金融中心来形容它。我们到达收购站的时间是上午九时许，韦有权柜台上的座钟有指示。我们选择在这个时间到达，是因为这个时段人开始多起来，而韦有权掌握的钱还有大部分没有支付出去。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
在这之前一个小时，我跟踪韦有权去信用社取款。他住在公社的宿舍，这是师傅告诉我的。公社就是后来的乡政府。我认得韦有权，我拿松鼠皮卖给过他。一张松鼠皮收购标价是一角钱，但他通常给我五分，最多八分。他克扣的原因是品相不好，就是看不顺眼，总之是他说了算。我听很多人说他们卖给收购站的货物，都被韦有权克扣，没有得过全价。收购站就是韦有权一个人，他大权独揽，为所欲为，被人们背地里称为南霸天。
更早的时候，我就在公社宿舍守候了。而我出门的时间还要早，鸡叫就出门了。我悄悄离开家，来到河边。师傅已经在竹排上等我们。我、黄狗、野兔、老猫和花卷到齐了，他便把我们渡过河去。我们六个人站在四根竹子连接成的排筏上，光着脚。因为超重，竹排没在了水里，河水也漫过我们的脚踝。我感觉到刺骨的冷，因为这是岁末冬天。我相信其他人的感觉也和我一样。但我们都站得很稳，像已经抽穗的水稻一样。竹排渡达河对岸，师傅先上岸，然后一个一个地接我们上岸。他一句话都不说，似乎嘱咐都含在牵着我们的手里了。然后我们穿鞋。等我们穿好鞋，发现师傅已经不见了。他和竹排消失在清晨的河雾中。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十月》2019年第4期）
获奖理由：《我们的师傅》带有凡一平的鲜明印记，他以传奇的方式讲述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以调侃和玩笑的语调表达庄重、严肃的主题。一个不得不以盗劫来维持爱情与生存的名校高才生，一群在向师傅学习偷盗的过程中学会了做人本领的乡村少年，共同画出了一张从荒诞年代到物质时代的轨迹图，虽然这一切在一场乡村葬礼中悄然落幕，但“我们的师傅”仍然活在画像的后面，他用温暖的眼睛盗走了我们已经变得粗砺和迟钝的心。（贺绍俊 执笔）
东君《卡夫卡家的访客》，发表于《山花》2019年第4期，原刊责编李晁
作者介绍：东君，本名郑晓泉，1974年生于浙江温州。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兼及诗与随笔。著有长篇小说《浮世三记》《树巢》，小说集《东瓯小史》《某年某月某先生》《子虚先生在乌有乡》《徒然先生穿过北冰洋》《立鱼》等。曾获郁达夫小说奖及《人民文学》《十月》等刊奖项。
▲作者分享作品
作品介绍：东君在《做一个东西南北人》中，分享了自己对汉语小说的思考与探索，如何在东方精神、西方现代派、南方叙事和北方话之间找到最好的小说境界。《卡夫卡家的访客》可能就正处在“东西南北”的交点之中。
作品选读
卡夫卡曾在他的《八本八开本笔记簿》中谈到一位来访的中国人。在这位身高一米八二的奥匈帝国作家的眼中，来访者的穿着打扮无疑有几分古怪，加之言语不通，见面之前照例会有一阵等待彼此可以适应的沉默。卡夫卡不清楚他为何会来造访，在他看来，中国人大约就像外星人一样神秘。卡夫卡的描写不免带几分夸张、幽默的成分：“我站了起来，从而撑直了巨大的身躯，我这身躯在这低矮的房间里每次都不可避免地把来访客吓得够戗，接着便向门口走去。果然，这个中国人一看见我，就赶紧往外溜。我仅仅追到过道里，就拽住了他，我小心翼翼地拉着他的丝绸腰带，把他拽进我的屋里来……”这件事后来又被卡夫卡铺衍成一篇短文《中国人来访》。文中他除了把中国访客（一名既瘦且小的学者）的外貌略略描述了一番，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彼此都谈了些什么。
巧的是，跟卡夫卡有过交情的威尔弗先生在他的日记里也曾就此记了一笔。那天上午，汉学家威尔弗从教堂回来，便在客厅里接待了这位游学欧洲不到一年，却喜欢到处拜访地方名流的中国学者。这番会面，是经人介绍的，彼此间的会话用的自然是中国话。我叫杨补之，那位中国学者介绍自己时，顺便递上了一份个人简历（前面还缀有若干头衔）。寒暄间，威尔弗的小儿子溜了进来，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位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的中国人，然后俯下身来，摸了摸他的白底黑面布鞋说，不是小脚。杨补之似乎猜得到这话的意思，就说，我们中国的男子是不裹脚的。威尔弗微微一笑，就把小儿子与猫一并赶到外面的小花园，把杨补之带到二楼的书房，跟他聊了开来。让威尔弗微微吃惊的是，这位中国学者居然也喝咖啡，也懂一点英文。威尔弗听说杨补之在天津做过幕僚，就告诉他，自己在那座城市做过三年的寓公，也是在那里学会了汉语、古琴、围棋、水墨画，回到欧洲后，主要从事翻译，兼及语言修辞学的研究。二人聊到中午时分，威尔弗留饭，之后，又带着杨补之去拜访一位小说家。小说家不是别人，正是弗兰兹·卡夫卡先生。我们现在通过威尔弗日记大致可以知道：威尔弗与卡夫卡同为犹太人，恰好也住在布拉格城堡附近的一条小巷；他很早就认识这位以寒鸦作为店徽的布拉格商人的儿子，并且跟他聊过中国的老子、长城和丝绸。那天，卡夫卡与中国访客交谈时，威尔弗先生就在一边充当翻译。
一百多年后，当我与威尔弗的后人见面时，他就把高祖日记中的这段记载指给我看，然后就赠给我一本德文版的中国诗集。一位结伴同行的翻译家朋友随口把书名译为《俊友集》，我觉得不失雅切。曾问威尔弗的后人，原书是否还在？他说，原书是手抄本，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父亲访华期间作为礼物送给北京一位学者，后来那位学者不能幸免地卷入一场政治风波，家里的藏书都被人一车一车拉出去烧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父亲以老朋友的身份再次拜会那位年事已高的学者时，顺便问起了当年馈赠的《俊友集》。学者说，那本书的命运跟别的书一样，都接受了火刑。
一百多年前，一位叫杨补之的中国学者把一部手抄本《俊友集》送给了威尔弗先生。威尔弗先生一直想着手翻译此书，其间二人曾多次通信。威尔弗是用钢笔写信，而杨补之依旧是用毛笔（威尔弗曾赠他一支钢笔，但杨补之称自己不会使用钢笔）。若干年后，威尔弗跟学生合作，把书中的全部诗作和那些发生在东半球的故事译成德文，俾得流传。至于原文如何，我们至今已经无从考证了。书中写到了九位晚明以来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后面还附录了每个人的诗作。杨补之在跋文中说，给人写小传，循例是要写明字号、籍贯、履历（包括功名、官职）、著述之类，但在这部书中，大部分诗人都是平民出身，没有功名，也没有一官半职。杨补之又说，他读过历朝诗集、诗选数千部，很多诗人都是当过官的，好像没当过官就不算是诗人了。事实上，有些人的诗之所以传世，仅仅是有赖于这种特殊身份，与诗本身无关。与之相反的一种现象是：有些平民诗人，虽然有着可与唐人比肩的诗才，但在世的时候只是被少数人所赏识，死后身魂两丧，更是无人纪念了。杨补之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的诗作公之于世，垂之久远。这些人虽然与他不是同代人，但他说自己每每读他们的作品，就感觉与老友晤谈。书名叫《俊友集》，就有这个意思。
两位翻译《俊友集》的德国人在后记中说，如果记忆是像古希腊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向上觉醒”，那么遗忘就意味着“向下堕落”。中国民间那些最优秀的诗人遭人遗忘之后，杨补之先生所做的事就是像从海底打捞沉船那样，搜寻整理他们的作品。
若干年后，我的翻译家朋友把德文版《俊友集》翻译成中文。翻译家朋友发现：这部书其实是由杨补之、威尔弗及其学生共同完成的。杨补之完成了编注诗歌、撰写小传的部分，威尔弗作为一名汉学家完成了点评的部分，而威尔弗的学生则在翻译的过程中又添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这样一句诗“一只手和另一只手交换信物时，一颗星的移动似乎已有所暗示”很有可能是从“物换星移”这个中国成语中衍生出来的），但那些臆改、误读的成分反倒使这部书充满了奇趣。翻译家朋友明知书中存有谬误，仍然照译不误。因此，这是一部由理解与误解构成的书。书中录有诗七百七十七首，因为无法找到原诗比对，因此他也只能用白话文翻译出来。此处我就把这些平民诗人的行传照录如下（诗略）。
沈渔，字伯溪。家住嘉兴府石臼漾边上。三间瓦房一例白墙，有花有树环绕。除了桂花，还有两株三百年的老梅，枝干如铁，腊月著花。沈渔的书房便在梅边，因此就叫“梅边小筑”。沈渔没打过鱼，延续的是祖上那种亦耕亦读的生活方式——种田养猪之余，能吟点诗。他的诗极少用典，多用口语，偶尔也夹杂一些方言，显得活泼生辣。他最重要的一本诗集是《石臼漾集》，写事状物，口吻清淡，近于白描，但日常生活的一些琐事经他一写，就带上烟火气。在他写作状态最好的时刻，他的诗曾接近过南方几位屈指可数的前辈诗人。
沈渔饮食有度，注重养生，年过半百，看上去仍然像个三十多岁的俊朗男子。他的脸虽说很光润，但他生平最郁闷的一件事就是脸上不长胡子。因此，有位画师在他五十大寿那天给他画肖像时，特意给他添上了几笔胡须。因为高度近视，他平素几乎不出州府，至多就是绕着石臼漾走上几圈。这是他向往的一种生活：蓬蓬花树，孤鸿往来，人影在地，酒杯在手，老伴最好是别跟在后面唠叨。沈渔平常总是低着头、散着双手走路，只有别人跟他打招呼时，他才会猛地抬起头来，先是“啊”一声，继而立定，拱手相唤，无论男女贫富，他都一律磬折身子，极尽礼数。这种“相唤”的古风，之前在石臼漾一带是不曾有过的，人们觉得别致，也就学会了。每回有人在路上遇见沈渔，也都会毕恭毕敬地相唤：啊，我家先生出来散步了。
他的诗文，有大半是写石臼漾这块地方。在他眼中，天地也就石臼漾这般大。他关注的另一个地方，就是天空。他常常望着壮丽而寂寞的星空，想象无尽的宇宙。沈渔终生未离故土，也未曾登上星空半步，但他却编纂了两部与遨游有关的集子：一本是《卧游集》，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山水诗；一本是《汗漫集》，收录了大量研究天文的诗文。沈渔说，天比地大，我认识了头顶这片天，也就认识了天底下的万物，又何必出远门？曾有人请沈渔出来，做一位知州的幕宾，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当时被人称为“文坛祭酒”的王世贞曾委托永嘉诗人何白给沈渔带口信，邀请他去南京鸡鸣山参加一次暮春雅集，他没去。
某年冬天，华亭陈眉公写信邀请他到小昆山看梅花与鹤，他没去。
山阴张汝霖（张岱的祖父）邀请他去龙山、快园一游，他还是没去。
沈渔去得最多、最远的地方是桐乡（当然是要有人陪同）。每年三月三日，他总要坐船去那儿，参加一年一度的诗会，在曹老爷家吃一顿饭，跟他的幺妹（一个会写诗的小寡妇）聊一会儿天。那个时节，曹家庭院里的海棠生花结露，非常娇艳。沈渔来了，是一定要为海棠写一首诗的。
沈渔很少同官员来往，他的父亲早年因为卷入某起政治事件而瘐死，这就导致他后来远离官场、不谈国事的性格。曾经有几位落第秀才在他面前议论宫廷秘史，他没听上两句就拿着蒲扇走进自家后院那座鸟声和蝉声相杂的园子，解衣纳凉去了。
湖州某盐课司大使经过石臼漾，听说沈渔的诗名之后，特意登门拜访。大使坐在沈渔家的庭院里，读着沈渔的诗，读完三四首，忽然站起来，拢着袖子退到一席之外的地方，向沈渔施了一礼。在沈渔有限的读者中还有一位嘉兴府的知州。真好，真好。知州读完一卷，连连称好，然后就对身边的同事说：每每读完一篇，心底里就会兜起一股悠然气韵，像秋千在院子里轻轻摆荡。有人把这句评语带给沈渔，他也只是淡淡一笑。沈渔与知州，终生没有见过一面。
沈渔晚年的活动半径更小了，索性闭门不出。有人来访，他聊不到几句，就一言不发了；书读几页，就放下了。他刻了一方印：敬亭山下客。意思是说，他希望有一座山就像敬亭山那样，可以让他相看两不厌。但沈太太说，他有一天即便住到敬亭山下，也会厌烦的。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沈太太。沈太太出自嘉兴名门，个子很小，脾气倒很大，动辄摔碗、怒吼。沈的朋友说，每回沈太太大声呵斥时，虫子就会惊惶逃窜，老鼠三天不出洞。沈渔以惧内出名。他说，家有悍妻也并非什么坏事，这些年来，虽有内患，却无外忧。沈渔这一辈子从未被外人欺侮过倒是事实。
沈渔六十岁后戒酒，开始吃素、念经，自称“小乘客”。七十岁那年的某个春日清早，他对着一株刚刚绽放的海棠（曹老爷的幺妹去世后，曹家后人持赠一株，移至沈家后院的天井），梳理自己的一头白发时，梳齿忽然折断，他就把梳子愤然甩掉了。之后他离家出走，不知所终。有人说，那天黄昏曾看见他绕着石臼漾走了一圈，后来就不见了；也有人说，他在杭州府仁和县鼓楼一隅的测字摊边见过沈渔的身影。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山花》2019年第4期）
获奖理由：东君的《卡夫卡家的访客》，是一篇极具现代气质的中篇小说。开篇卡夫卡就来到我们面前，他是文学现代性的标志性人物。他出现在小说文本，不仅增强了小说的神秘性，同时也显示了小说的现代性。这使后面将要出现的几位中国晚明诗人的故事有了一种卡夫卡式的艰深。这些诗人，他们大抵生活在晚明和清初，他们才华横溢，却不能见著于自己的时代，这显然是一个问题，小说呈现了这个问题。这个完全虚构的文本，在我们当下的小说语境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出奇制胜。于是，东君实现了“如何在东方精神、西方现代派、南方叙事和北方话语之间找到最好的小说境界”的期许。（孟繁华 执笔）
2020年松山湖·《十月》中篇小说榜
榜单及获奖理由
12月19日晚
由《十月》《收获》等12家国内原创文学期刊
及文学选刊推荐
邀请国内各领域文学评论家投票
最终选出的2020年度中篇小说榜
在东莞松山湖揭晓！
▲《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揭晓2020年度上榜作品
《黄河故事》讲述的是一段家族史，更是女性自立自强的命运史；《我们的娜塔莎》在凝重的历史感中传递了自我救赎的神圣情怀；《敦煌》给我们带来的是极致而精微、荒诞又逼真、失重且深沉的阅读体验；《飞发》将一个看不见波澜的社会底层行业故事安排成了一个闪耀着辉煌光彩的人生大戏；《森中有林》在貌似宿命的故事里，不动声色地审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
（因公务原因未出席颁奖典礼）
邵丽《黄河故事》，发表于《人民文学》2020年第6期，原刊责编马天牧
作者介绍：邵丽，著有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等，小说、散文、诗歌发表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作家》等刊。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现为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
▲作者分享作品
作品介绍：《黄河故事》的确是一个故事，距我第一次听到它，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但这十几年里，父亲一直活在我的周遭，因此这部作品看起来好像跟我亲历的一样。此事说起来，竟有万般的无奈，最近我在写另一个父亲，我自己的父亲，但是它读起来，真的像是一个故事，邵丽如此说道。
作品选读
一
如果不是为了给父亲寻找墓地，我觉得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也不会再回郑州。如果不回郑州的话，我们家庭发生的那段历史，我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讲出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试图忘掉历史的人，恰恰都是有故事的人。
至于为什么要寻找墓地安葬我的父亲，说起来真让人难以启齿。他死去几十年了，骨灰却一直在殡仪馆的架子上放着，积满尘土。而那些尘土，大部分却是别人骨灰的扬尘。我常常觉得上帝是个最好的小说家，他曾写出世界上最短也是最精彩的小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归根结底，这也是我们要安葬父亲的动因，他一直没有被埋到土里。对于一个死去的人来说，没有埋到土里就等于没死完、没死透、没死彻底，只是一个野鬼游魂罢了。
我到深圳已经二十多年了，后来我又把母亲和妹妹接来深圳，她们也在这里十年多了，而我父亲的骨灰还留在郑州。每到清明或者春节，我和妹妹便依着老家的习俗，买点黄表纸，到楼下西侧的十字路口烧一烧，算是对往生者和活着的人都有个交代。火燃起来，明明灭灭地映红我们姐妹俩的脸。时间过滤了悲伤，更何况我们本来就不十分悲伤。我们有时还会一边烧一边说起别的事情，有时候还会笑起来。行道树上的火焰花偶尔有一两朵跌下来，轻微的一声响，像是一声轻轻的叹息。花开得正盛，在夜晚的灯光下更是红得决绝。深圳的花从冬天一直开到夏天，我们总是分不清木棉树、凤凰花和火焰木的区别，都是一路的红。但这火焰花开在树上像是正在燃烧的火焰，白天一路看过去，一簇簇火苗此起彼伏，甚是壮观。
火焰花下，适合我们搞这个仪式。也红火，也清爽。母亲从不参与，但也从不干涉，她对此没有态度。
最近几年过春节，深圳都是这种阴不阴晴不晴温不暾的天气，好像对过年有着深刻的成见，非要闹情绪似的，让人一天到晚心里堵得像是塞满东西的屋子。我百无聊赖，睡得晚，起得也晚。那天早上起来下到一楼，看见母亲和妹妹还坐在客厅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昨天是阴历二十四。二十四，扫房子。打扫屋子时拿下来的全家福照片被母亲拿在手中擦拭。从侧面看起来，她像一架根雕。她很瘦，干而硬，又爱穿黑衣服。两只树根一样的手拿着相框，让人有一种硌得慌的感觉。她就是这样，以自己的形象、语言和作为，始终与世界拉开距离，至少是以这姿态与我拉开距离。
我没理她们，把面包片从冰箱里拿出来放进吐司炉里，然后拿了一只马克杯去接咖啡，自己随便弄点东西胡乱吃吃。每天早上我起得晚，而我母亲和妹妹总是六点多起床，七点多就吃完早饭了。她们俩还保留着内地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岂止是把内地的生活习惯带到了深圳，我看她们是把郑州带到了深圳，蒸馒头、喝胡辣汤、吃水煎包、擀面条、熬稀饭，而且顿顿离不了醋和大蒜。搬到深圳这些年了，除了在小区附近转转，连深圳的著名景点都还没看完。对于我母亲来说，什么著名的景点都赶不上流经家门口的那条河。不过那可不是什么小河，母亲总是操着一口地道的郑州话对人家说，黄河，知道不？俺们家在黄河边，俺们是吃黄河水长大的。
“这过完年啊，”母亲看着那张照片，嘴张张合合，往照片上喷着哈气。我看她夸张的样子，很想笑，对自己的亲生女儿，没有必要这般表演吧？的确，就这两年她像换了个人，会说起父亲。过去许多年里，她是从来不提我父亲的，我们当着她的面也从不说起父亲的任何事情。在我们家里，好像父亲这个人是从来不曾存在过似的，“你得回郑州一趟，人家一直打电话，说殡仪馆又要搬迁了。还得给你爸再挪个地方。”
“回郑州？”我端着咖啡，挨着妹妹坐在她斜对面，“你呢？”
“我们不回！”
我问的是她，她回答的是我们。我母亲这些年就是如此，她敢于替我妹妹的一切做主。而且，现在只要说让她回郑州，她好像遭受多大惊吓似的。
“那好吧！本来我也想回去一趟，把我那套老房子处理了算了，趁着现在郑州的房价正高。”
“别。你先问一下你弟弟，看他要不要。”她跟我说话从来就不容分说，“再一个说了，我老了也得有个挺尸的地方吧？”
“好。”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暗自好笑。我弟弟又不在郑州，也很少回郑州住，他在郑州买个房子干什么呢？我的眼睛像透视镜一样，对她那点小心思门儿清。她是想让我把那房子留下来，却又不肯说，她在我面前是需要维持尊严的。我并不缺那一两百万元，我是故意说卖房子的事给她听。既然她不开口讲出来，我就没必要让她过于遂心如意。
“还有，”她停下手里的活儿，用右手食指重重地敲打着桌面，严肃地看着我和妹妹，“你们姐弟几个商量商量，让你爸这样挪过来挪过去终究也不是个办法。不行的话，在黄河北邙山给他买块墓地安葬了算了。人不就是这回事儿？不入土就不算安葬。你爸死几十年了没安葬，他不闹腾才怪！入土为安。”
我妹妹好像才突然睡醒似的，从手机上抬起头，看看她，又看看我。估计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她都没怎么听，但只管伸个懒腰站起来说：“好！我没意见。”
对母亲的话，我却一下子没有意识过来，端着咖啡杯子的手在唇边呆住了。自从我爸死后，几十年来她第一次这样郑重其事地主动说起安葬他的事儿。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突然有点发紧，手心里汗津津的，说不清楚是疼痛、伤心还是恼怒。
“我打电话问过了，一块差不多的墓地二十多万，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我一边抿着咖啡，一边拿眼睛盯着她。我知道她这话是说给我听的，这钱弄到最后还是得我出。于是我想了一下说：“妈，普通墓地二十多万，只能用二十年；好点的墓地五十多万，宽展，而且可以终身使用。你不是不想让我爸挪来挪去吗？再者说，还有你，百年后我爸身边可给你留个位置？”
我这样说的时候，眼睛一直没从她脸上挪开。她先是像被蝎子蜇了一样立起来，想说什么，又似乎感觉我不怀好意，叹了口气重重地坐下来说：“百年之后是以后的事，我死了，自己又不当家。你们把我埋在那个……他身边，可不是我自己要求去的！”
她差点脱口说出“饿死鬼”三个字，过去她老是这样称呼我死去的父亲。
“那就这么定了？”
“好吧。那就买好的，五十多万的！”母亲说。
“妈，要不这样，”我笑着对她说，“要是二十多万呢，我自己拿了就算了。这五十多万，你看我们姐弟五个，一人拿十万，剩下的钱，包括安葬的各种开销全都由我包了。这样大家都尽点孝心，您觉得怎么样？”
她看看我，又看看我妹妹，好像没听懂似的，一脸迷茫的神情。
“不过我大姐二姐还有弟弟，你得先一个一个给他们打电话说一下。我这次回去好跟他们商量这事儿。”
她终于弄明白我的意思了，估计心里有点恼怒，把镜框来来回回翻了几遍，然后面朝下，咣当一声扣在桌子上，说：“好吧！”
那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我弟弟周岁那年照的，弟弟还被母亲抱在怀里。那个相框里父亲的照片，也是他留在世上唯一的一张。他表情别扭得好像走错了门似的，目光迟疑地看着镜头，一只眼大，一只眼小。
深圳这座城市，说到底也就几十年的工夫。可她平地起高楼，活生生长成一副王者之相，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大块的绿地，原生的和移植过来的古树，虎踞龙盘。生机勃勃的现世存在，会让人忽略她的历史。
我刚来深圳时，是一名工地上的建设者。那时我刚初中毕业，是个瘦骨伶仃的毛丫头。唯有的，是眼里的那份倔强。我离家闯世界时的弱小，母亲可能早就忘了。可我怎么能忘得了呢？
灶王爷赏饭，从承包公司的餐厅开始，我慢慢起家，是这座新兴的城市成就了我。她包容、接纳、充满机遇，她给了我这样的打拼者一个广阔的生长空间。有时我关了灯躺在黑夜的床上，隔了窗去看外面灯火璀璨的一座城。偶尔一两声隐约的汽笛的回响，有恍若隔世之感。一切都是安稳的、踏实的、充满秩序的。我的屋子，纯天然的木质地板。我的床，我身边睡着了的丈夫。我以为我已经彻底忘了自己是他乡之人，忘了自己的过去。就像身处的这座城市一样，忘了她的历史。
刚开始做餐饮的时候，我的餐馆有几个拿手菜在附近名声传开了，生意还不错。后来我将粤菜、豫菜和其他一些地方菜融合，尽可能满足全国各地各种人的口味。名气渐大，不仅扩大餐馆，开了分店，又与人合开了一家快餐公司。
我有做菜的天赋。我们姐弟几个后来都开饭店，估计跟我父亲有很大关系。对此，我母亲是不甘心的，至少表面上死不认账。要说几个孩子也都挣钱，但开饭店挣的钱让母亲非常不屑。虽然她未必听说过“君子远庖厨”的圣人之言，但靠吃都能活一辈子，养活一家人，到底是个啥世道呢？这是母亲心里的疼痛。她羡慕我们的老邻居周四常，孩子个个有出息，不是县长就是局长，逢年过节家里跟赶集似的不断人，还都拎着大包小包的。我们家可好，不管谁回来都是浑身油渍麻花的，头发里都有一股子哈喇子味儿。
有时候我想戗她几句，想想又忍了。她抱怨的时候，从来不觉得自己住在深圳的高端小区，而且这些都是靠开饭店换来的。我，也就是她的亲生女儿，如今是多么耀眼！我是深圳几家最大的餐饮集团公司的老板之一。
我真的天生就是该吃这碗饭的，来深圳做餐饮业不几年，生意很快就做得风生水起，在周围的佛山、珠海、东莞都开了分公司。我做生意实在，舍得下本，而且保证食材新鲜地道。宁可利润少一点，薄利多销，也绝对保证质量。我的盒饭业务几乎包揽了半个城的学校、医院和工厂。
那时深圳的房子还不贵，我买了一套花园洋房，三层，楼顶还带个大花园。那年妹妹离婚后来深圳住几天想散散心，看到我过得这样舒适，非要闹着到深圳来跟着我，说是要换个环境。我说，咱妈又离不开你，你过来她怎么办？
小妹说：“那肯定把咱妈也搬过来啊，你房子这么大，空着多不好！房子圈不住人气儿可不行。刚好你公司也缺人手，用自己人不比用外人强？”
我权衡了一番，与我老公商量，可否让我母亲和妹妹来深圳与我们同住？我老公是个热情对待所有亲戚朋友的家伙，他哪会有不同意的可能。与其说是商量，只是想给老公打一下预防针，“你要有所准备，我妈可不是个一般的妈。”我说完定睛看他，想让他明白跟我母亲共同生活的艰难。我老公不说什么，只是轻松地笑笑。从那张单纯得一目了然的脸上，我知道一切对他都不能构成什么问题。
就这么简单，我妹妹辞了职，开始当然是瞒着我母亲。她们就此搬到了我这里。千里迢迢，离井背乡，我们俩都不曾想到，母亲这回竟然这样顺当。她们一住就是十多年，母亲虽然嘴上抱怨各种不如意，却从来不提回郑州的事儿。
眨眼之间就过完了年，年后这一段时间是餐饮业的淡季。我把公司的工作给合作伙伴和妹妹——她在我公司做财务总监——安排妥当，就从深圳回了郑州。
在高铁快进入河南境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当初让她们来深圳的情景。开始妹妹跟母亲说这事儿，母亲像被烫了一下，差点跳起来。她说，那地方又热又潮，人还不卫生，老鼠长虫都吃，太恶心了！
妹妹说：“家里有空调，热了你不用出门。况且也没人逼咱吃老鼠长虫不是？你想吃啥咱们自己弄。”
“反正我是不去！”母亲说。
我妹妹威胁她说：“你要是不去，就自己留在郑州好了，我去！”
我妹是幺妹，只有她和我弟弟敢跟母亲当面顶嘴。
母亲看着她，长长地叹了口气，犹豫了半天才说道：“现在的你姐，可不是小时候的她。她要是发起脾气来，还不把我们俩给吃了？”
妹妹吃惊地问她：“你乱说！我姐还会发脾气？你这是听谁说的？”
“不用听谁说！”母亲说。
妹妹说：“妈，别老是挑剔我姐了。你有我姐这样的闺女，真是你的福气。看看你吃的用的，有谁对你这么好？”
“她有你对我一成好，也算我没白养活她！”母亲恨恨地说。
妹妹打电话笑着跟我讲起这个，我也在电话里把它当成笑话来听。我嘴上笑着，心里却有无限的酸楚。
我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做什么工作，我住什么房子，我结婚嫁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谁关心过？特别是我母亲。我总是设想，哪怕哪一天家中接到我死在外面的消息，她肯定会一如既往地活。我在她心中的分量，并不比我父亲更重一点。
不过，我母亲能主动跟我妹妹说起我的脾气，我真有点吃惊。不是她以死相威胁，反复叮嘱我那件事情在任何时候、给任何人都不要说出去的吗？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不管是我还是我母亲，都应该守口如瓶才是。所以这一辈子，这事儿绝对不会从我嘴里说出去。即使她说了，我也决不会承认。
我故作轻松地说：“我的脾气怎么了？别说我没脾气，即使有脾气，也绝对不敢在她面前发啊！”
“那是，谁都会，就你不会！”妹妹说。
说到最后，妹妹的声音却有点哽咽了。妹妹说：“三姐，我知道你的委屈。咱们姐弟几个，你对咱妈最好，对咱们家贡献也最大。”
我说：“胡说什么呢？哪里有什么委屈！而且早就过去了。”
很多东西，的确已经过去了，甚至从来就没人记得，比如我受到的冷落和伤害。
也或许一切都没过去，但我们谁都不愿意去触碰，那太危险了。
比如我父亲的死。
正月初十那天，我正在郑州丹尼斯进口超市买东西——去大姐家得给小孩们买点吃的。走到款台拿出手机刷钱的时候，我看到有妹妹的几个未接电话，还有她给我发的微信，说母亲突然晕倒送医院了，是被急救车接走的。我顷刻之间急出一头汗，超市里太闹腾，我顾不得结账，放下东西就匆忙往外走。我想到春节前刚刚给她体检过身体，除了胆固醇有点高，其他各项指标都正常。医生还开玩笑，说再活二十年都没问题。怎么会出这种状况呢？她的身体按说不应该有大问题呀！除了这个，我还吃惊自己会如此的紧张，心里默念了几声菩萨保佑。
走到超市外面给妹妹打了电话。在电话里，妹妹的声音显得很轻松，依然像往日那样没心没肺的口气。她说，姐，你不用急着回来了。医生已经全面检查过了，没大问题，说是一过性的黑蒙，主要是脑部供血不足引起的。
我松了一口气，说：“你快吓死我了，也不再发信息说一下。不过这距她上次犯病快二十年了，那次是二〇〇〇年的阴历七月二十六。”
“咦？”妹妹吃惊地说道，“我真服了你了姐，对妈最孝顺的真是你，连她生病的日子你都记那么清楚！”
之所以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孝顺吗？也许是，也许不是。说是，事到临头我还是这么恐惧，怕她有个闪失；说不是，毕竟那是我自己的日子。
我打了一个哆嗦，被自己的心思吓了一跳。
因为，这个日子我死都记得，它与我母亲当时犯病的时间只是重合而已。但我发誓，我们家没人记得，包括我母亲也不会记得。
每年的这个日子，我都当成自己的生日来过。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0年06期）
获奖理由：邵丽的《黄河故事》讲述的是一段家族史，更是女性自立自强的命运史。“黄河母亲”不寻常的命运、坚韧和伟岸，是小说的主旋。包括母亲在内的女性黄河般地一往直前不可阻挡，一如九曲黄河水波涛翻滚摧枯拉朽。小说对女性获取独立地位的新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其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而讲述方式在是与非之间，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讲述的仿真性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性。其叙述语调的生活化和平实性带来了艺术技法的“陌生性”和风格化，是近年来中篇小说创作的翘楚之作。 （孟繁华 执笔）
蒋韵《我们的娜塔莎》，发表于《收获》2020年第6期，原刊责编钟红明
作者介绍：蒋韵，中国作协会员，曾任太原市文联主席，山西省作协副主席。现居北京。毕业于太原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1979年发表处女作《我的两个女儿》，迄今为止已发表出版长、中、短篇小说3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栎树的囚徒》《我的内陆》《隐秘盛开》、《人间——重述白蛇传》（和李锐合著）《你好，安娜》，小说集《心爱的树》《晚祷》《上世纪的爱情》《失传的游戏》《水岸云庐》以及散文集《春天看罗丹》《悠长的邂逅》《青梅》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大奖、赵树理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多种奖项。
▲作者分享作品
作品介绍：当安同志带着他的妻子娜塔莎来到这个北方城市落户的时候，是1958年。这像是一个童话的结尾，“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真实的生活却刚刚开始。当热爱厨艺的杜若，因为闺蜜姜友好，有机会拜娜塔莎为师学习俄罗斯菜肴的时候，她才知道，她曾经的同学，仿佛希腊神话中的男神美得令人窒息的少年，那个被人推下防空洞残疾了从此不知踪迹的安德烈，正是娜塔莎与安同志的儿子。那时，安同志已经被牵累离世。杜若记录下“娜塔莎菜谱”和一个个温暖的老故事，但这段珍贵的相聚时光，却被时代的压力粗暴地打断了……
作品选读
一 城市童话
安同志带着他的妻子娜塔莎来到这个北方城市落户的时候，是1958年。那一年，杜若刚满四岁，是幼儿园小班的学童。杜若的生活，照说，和他们没有丝毫的瓜葛。
杜若家，住城南，安同志和娜塔莎家，确切住在哪里，地址不详。
安同志叫什么，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他们，指的是长大后的杜若和她的伙伴们，是这个城市里所有那些不安于小城生活的时尚青年。那时，人们把这样的青年称为：思想意识不健康。
安同志叫什么，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很勇敢和浪漫，在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学习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叫娜塔莎的俄罗斯姑娘。这样的恋爱或者婚姻，在当时，据说有很多，但往往都在中国男生回国时宣告分手。安同志却没有松开他的手，他紧紧地拉着他的娜塔莎，坐了九天九夜火车，穿过俄罗斯广袤的土地，无边的白桦林，穿过秋色迷人的西伯利亚，把这个穿布拉吉、吃面包黄油酸黄瓜的姑娘，还有他们四岁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带回到了我们的土地上，带回到了大陆深处这个吃五谷杂粮的北方城市。
透过车窗，安同志指着蓝天之下两座并立高耸的古塔，说道：“亲爱的，我们到家了。”
那是这城市的标志，双塔。它们一千多岁了。安同志搂住了娜塔莎的肩膀，说：“你听到它说什么了吗？它说，好小子，你真有本事啊，带回一个这么美丽的好媳妇。”
这像是一个童话的结尾，“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真实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是1960年，共和国历史上的饥馑之年来到了。
再接下来，就是安同志的祖国和娜塔莎的祖国交恶。后来，在一个叫珍宝岛的小岛上，两个国家终于刀兵相见。
那时，这个城市刚刚“复课闹革命”不久，那些自1966年之后，在“江湖上”浪荡了三年的小学毕业生们，一拥而入，走进了这城市各个中学的大门。教育革命了，也不需要考试，也不看成绩，只看你家庭住址，就近入学。杜若非常幸运，她的家，和这城市曾经最好的中学，华北地区重点学校，仅隔一条马路。一抬头，就能看到那学校晚自习时璀璨的灯光。母亲常对杜若说：“杜若，你将来一定要考到那里去啊，那是你的学校。”杜若说：“那杜仲呢？怎么就是我的学校，不是杜仲的？”母亲不说话了。
杜若家姐弟三人，她最大，老二是弟弟杜仲，最小的是妹妹叫杜茯苓。姐弟三人的名字，都是中草药。
三个孩子中，最聪明的，是杜若。母亲一直这样认为。
这下，聪明的杜若和不够聪明的杜仲，不费吹灰之力，都进了这所全省最好的中学。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这个世道，不是读书的世道了。再好的学校又能怎样？果然，开学没有多久，杜若就被选进了学校的宣传队，跳舞唱歌去了。接下来，竟是全体停课，备战备荒，挖防空洞，防止苏修的进犯。
整个城市，进入战时状态，各家各户，每一扇玻璃上都用裁开的纸条贴了米字，怕的是苏修的飞机轰炸。甚至做好了战争疏散的准备。一旦局势吃紧，有很多人将会离开城市，疏散、撤离到安全的后方去。
报纸、广播，都是战争的论调。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收获》2020年第6期）
获奖理由：苏联姑娘娜塔莎就像是蒋韵存在内心的一个童话人物，穿越历史一路走来。蒋韵通过娜塔莎的凄美故事，将被层层铁幕包裹起来的历史还原成一个个情感复杂的血肉之躯，从错谬的命运中追问爱的沉浮。娜塔莎激活了“苏联”这一曾经死去的词语，在凝重的历史感中传递了自我救赎的神圣情怀。 （贺绍俊 执笔）
艾伟《敦煌》，发表于《十月》2020年第2期，原刊责编谷禾
作者介绍：艾伟，著有长篇《风和日丽》《爱人同志》《爱人有罪》《越野赛跑》《盛夏》《南方》，小说集《乡村电影》《水上的声音》《小姐们》《战俘》《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等，另有《艾伟作品集》五卷。多部作品译成英、意、德、日、俄等文字出版。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作者分享作品
作品介绍：《敦煌》是一部女性的生命简史，女主人公小项经历了一段段感情纠葛，在丈夫、精神恋爱对象、一夜情人、离婚后同居海归男四位男性之间先后游走；探讨了关于女性的爱情、生活、家庭、事业，对女性情感生活的书写纤毫毕现。这个故事，关乎日常之海下的暗流涌动，更关乎太多女性不可名状之殇。小说完全贴着女主人公小项的心理、情感、情绪流动书写，让女性读者产生代入感，而完全没有臆造感，一位男性作家是如何做到的？
作品选读
有一段日子，小项和周菲经常一起散步闲聊。小项是成都人，大学毕业来到永城，分配到了永城电视台，孤单一人住在集体宿舍里。周菲也刚从外地调入歌舞团，虽然有自己的房子，但丈夫和孩子暂时没有跟着一起过来。两人惺惺相惜，成了闺蜜。
她们免不了谈男女之事。小项坦白，至今没谈过一次恋爱，单恋过几次，也只是一个人感动，连男人的手都没拉过。小项从少女时代开始就喜欢写日记，她把自己的那点小心思都写在日记里了。周菲说，她也是，结婚前没人追，倒是婚后，男人们好像突然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个金矿，不时会发一些暧昧的信息给她。
一次闲聊，周菲讲了她在上戏进修时的一段情感。男的是学表演的，很帅，每天来她的宿舍。宿舍住着四个女生，他为她而来，她们既羡慕又嫉妒，这让周菲感到满足。他们一起看了几次电影后很自然地在一起了。
周菲还没说完，小项就生气了。小项认为周菲是个坏女人，一个有夫之妇怎么可以干这种事。小项抛下周菲，一个人沿着护城河怒气冲冲地离去，令周菲很尴尬。
后来周菲对小项解释，她其实只想告诉小项，男人都差不多，以后小项会知道。周菲说，她和那位帅哥在一起时并不美好，帅哥自私得要命，这种男人以为同你好是对你的恩赐。小项还是不能认同周菲的行为，她说，我如果结了婚，不会和别的男人乱来。
经人介绍，小项认识了陈波。第一次约会，小项问周菲，穿什么好？小项毕业不久，在打扮上没太费心思，平时穿着随便，还像大学生的样子。周菲带着小项逛街，选购了几件衣服。周菲说，衣服并不是流行就好，要适合自己才好。小项长得小巧玲珑，胸小，好在皮肤白皙。那天周菲替小项挑了一件吊带衫，下面配一条裙裤。周菲说，这样会使你显得修长。小项对着镜子看自己，第一次看到自己可以这么漂亮。
那次约会，小项对陈波基本上是满意的。陈波是外科医生，看起来相当沉静，脸部瘦削，显得结实而精干。
约会了几次之后，小项想带陈波来见周菲。周菲开玩笑说，你这相当于见家长啊，看来你认真了。小项说，我吃不准才让你看。
是在一个茶馆见的面。小项和陈波先到，一会儿，周菲从茶馆门口走进来。室外的光线使周菲看起来面目模糊。小项和陈波站起来。陈波礼貌地和周菲握了个手。陈波握手十分有力。一双典型的外科医生的手。只是陈波的手心冰凉，好像是个没有体温的人。这一点让周菲很吃惊。那天陈波是拘谨的，低调的，话不多，一直看着小项，目光幽深。基本上是小项在说，叽叽喳喳的，像栖息在电线杆上的小鸟，亢奋地和周菲说着最近的八卦，好像这会儿陈波不存在似的。中间，小项去了一趟洗手间，陈波的目光一直跟随着小项。周菲注意到，只要小项消失片刻，陈波就会不安。
小项和陈波的关系算不上浪漫。经人介绍本身就是个平庸的开头，提前消解了浪漫这个词。有了开头，就意味着一个方向，走着走着，小项和陈波就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前，小项是有疑虑的。作为结婚对象，外科医生陈波是理想的，他家境好，在西门街有一套现成的婚房。陈波在医界小有声望，收入不菲。陈波话虽不多，但很照顾小项，让小项有安全感。小项因此觉得在永城有了根基，好像她就此不再是漂泊的，而是可以根深叶茂生长的。心有不甘还是有一点的，小项和陈波在一起时，没有太多的激情，一切平淡如水。她谈不上爱陈波，对陈波的激情甚至比不上过去的单恋对象。她多么想有一次像模像样的恋爱，她不奢望如书中描述的那样，至少是可以让她全身心投入的。
周菲对小项的想法不以为然。周菲觉得陈波挺好的。周菲母亲的直肠出了问题，生了个良性肿瘤。周菲是找陈波开的刀。周菲毫无缘由地信任双手冰冷的外科医生陈波。周菲凭直觉认定这双手做手术一定是冷静而精准的。母亲的手术做得堪称完美。在医院，陈波十分严肃，每次见到周菲都尽量笑一下，竟然有些腼腆。周菲去过陈波的办公室，物品各归其类，办公桌一尘不染。周菲对陈波因此很有好感。周菲对小项说，陈波那么在乎你，家境又体面，这样的老公哪儿找去，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
周菲让小项别有的没的尽想些不靠谱的。
那年深秋，小项和陈波结婚了。陈波的父母希望儿子找一个本地姑娘，有共同的地域背景，他们会更放心一些。不过既然儿子这么迷恋小项，他们也不排斥，只是私下担心，陈波这么迁就小项，会成为一个“妻管严”。这“病”医生治不好。陈波的母亲不无玩笑地对自己老头说。陈波的父亲多年来一直有怕老婆的名声，他不住点头，趁机呛道，这是家传。陈波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在大学教授马列，母亲在研究所研究海洋生物，不过都退休了。除了金钱上的资助，他们懒得管儿子的家庭生活。小项有时候会觉得陈波父母对陈波态度过于超然，有些淡漠了。这也可能是陈波的个性造成的。平日里，陈波和人相处都有距离感。
照陈波父母的想法，结婚这件事越简单越好，酒席也不用办。一个隆重的婚礼和婚后漫长的日常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小项不同意，她希望有一个正式而隆重的婚礼。从少女时代开始，小项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瑰丽的梦，她在某一天会遇上一个白马王子，然后披上洁白的婚纱和王子结婚。在那个梦里，连结婚的仪式都是在教堂里办的。陈波支持小项的想法。不过去教堂是不合适的，他和小项都不是基督徒，梦想一下可以，真要在牧师的见证下结婚，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妥。同所有的婚礼一样，请亲朋好友饱餐一顿，其间让婚庆公司安排诸种礼仪，共同见证一对新人在婚礼进行曲中走入婚姻的殿堂。
小项的母亲参加了婚礼。小项的母亲面容有些憔悴，不过和小项长得很像，年轻时应该是美人坯子。小项的母亲一脸愧疚，面对亲家公夫妇甚至有些卑微，好像小项高攀上了一户好人家。小项对母亲的低姿态颇为不满，她对母亲耳语，你没必要装得好像我嫁不出去似的。小项的母亲带来一只红色的小盒子。小项知道这只盒子是外婆给母亲的结婚礼物。外婆家从前开过珠宝行，不过到母亲出嫁时，典当得差不多了。总还是有些宝贝的，外婆把家里最值钱的东西都传给了母亲。现在，母亲又把这只盒子及盒子里的东西传给了小项。
小项的父亲没来。婚后的某一天，小项对周菲说，在她十岁那年，父亲和母亲离了婚，各自组建了家庭。小项没有把自己结婚的消息告知父亲，她和母亲更亲一些。周菲有些吃惊，她和小项走得这么近，小项竟然从来没说起自己的家庭，周菲突然觉得小项身上有很多秘密。
仪式中有一个父亲把女儿送到新郎手中的环节。陈波的父亲担当此任。陈波的父亲非常乐意，挽着小项的手臂，庄重得像一位真正的父亲。陈波的母亲语带讥讽说，老头子这辈子就想有个女儿，今晚他算是找到感觉了。
婚礼那天，小项和陈波进入洞房时都累坏了。第二天他们醒来的时候已是十点。西门街很安静。阳光从窗帘缝隙中照射进来，照在地板上。从窗帘的缝隙望出去，看到西门街的两棵银杏树，树叶金黄，像一堆燃烧的金子，灼人双眼。母亲送的那只红色盒子放在梳妆台上，盒子表面镶嵌着由白色象牙拼接而成的月季花饰。母亲曾告诉过她，等她出嫁时，会把这只盒子以及盒子里的宝贝送给她。母亲嫁人后又生了个女儿，小项以为母亲不会记得自己说过的话。母亲没有食言。小项是感动的，母亲对她比她预料的要好。小项看着那只盒子，在一众现代家具中显得相当醒目，好像这只盒子才是这个房间里真正的主角，把婚房照亮了，好像房间里因为有这只盒子，她和陈波就会百年好合。
小项说，想看吗？里面的东西很值钱。陈波摇摇头。小项问，一点好奇心也没有？
小项从床上起来，走到梳妆台前，把盒子抱在怀里，回到床上。她打开盒子，一件件给陈波看，玉佩、蓝宝石、翡翠、珍珠以及一只雕饰繁复的拇指大小的金佛像等。小时候，母亲从来不让小项看里面的东西，小项很好奇，曾把盒子上的小铜锁砸了，偷偷看过。结果被母亲打了一顿。在小项悲伤地大哭一场后，母亲说，这些东西以后都是你的，是你的嫁妆。后来母亲找人修好了那把小铜锁。
小项说，陈波，要是我们生个女儿，这盒子和里面的东西就做她的嫁妆。陈波显得有些激动，他把小项搂在怀里，亲小项的额头。小项突然生出对陈波的依恋，一种类似生死相依的感觉。这是小项第一次感到自己对陈波其实是有感情的。是的，陈波沉静干净，只是不太会说甜言蜜语罢了。
小项再次起身，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几本日记本，放入红色盒子里。小项说，以后把日记也送给女儿，当她嫁妆。
谈恋爱时，陈波知道小项喜欢记日记。陈波问小项，你的日记里都记着什么？小项说，你想看啊？看了不要吓着你啊。陈波说，有很多秘密吗？小项说，很多小心思吧。小项停了停，表情严肃地说，在你之前，我没让一个男人碰过，你想看你就看吧。陈波温和地笑，说，我不看。
后来，这只盒子成了小项的一个特殊领地，陈波和她之间很自然形成一个默契，陈波不看小项盒子里的东西。
一年后，陈波和小项有了女儿豆豆。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十月》2020年第2期）
获奖理由：艾伟的《敦煌》，一如既往地探究中国人的罪感和耻感、欲望和道德的微妙关系。貌似庸常的故事，隐藏着对欲望的深度思考和对自我的艰难辨认；叙事的一次次曲折和逆转，映照出的是人性的斑驳、复杂、多变。受难者的隐秘快感，施虐者的痛苦沦落，性与爱的若即若离，爱与恨在极点的交缠转换，人类赖以获得秩序感的安稳日常与赖以证明存在感的官能刺激的剧烈矛盾，给我们带来的是极致而精微、荒诞又逼真、失重且深沉的阅读体验。而《敦煌》结尾处小项收到匿名短信时，小说叙事陡然脱轨，惊惧之余亦开出了一个玄异的空间，这仿佛又喻示着艾伟在写作上实现了一次自我突破。（谢有顺 执笔）
（因公务原因未出席颁奖典礼）
葛亮《飞发》，发表于《十月》2020年第5期，原刊责编季亚娅
作者介绍：葛亮，原籍南京，现居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作品出版于两岸三地，著有小说《北鸢》《朱雀》《七声》《戏年》《谜鸦》《浣熊》《问米》，文化随笔《绘色》《小山河》，学术论著《此心安处亦吾乡》《清风有信月无边》等。曾获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发展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等奖项。长篇小说《朱雀》《北鸢》两度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作者获颁《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国人物”、“《GQ中国》年度作家”、“2017海峡两岸年度作家”。
▲作者分享作品
作品介绍：《飞发》是作者“匠传”系列写作计划中的岭南篇。无论是对于香港理发业变迁历史的叙写，还是对几位理发行业从业者个人命运故事的展现，都带有浓厚的宿命感与无常意味。结合葛亮自身所在家族的百年跌宕历史，以及他个人从南京到香港，于迁徙与流动之中，关注每一个普通个体故事的人生经历，这篇新作实际上，在行业、个体与作者自身之间，构成了三重视角下的无常叙事，值得玩味。
作品选读
楔子
“飞发”小考
清以前，汉族男子挽髻束于头顶；清代则剃头扎辫，均无所谓理发。
辛亥革命，咸与维新，剪发势成燎原。但民国肇造期的“剪发”，把辫子齐根剪断而已，发梢披散，非男非女。发而能“理”，决定性条件乃西洋推剪之及时传入。有了推剪，中国男人才有延至今日之普遍发型。
“理发”之英文表述，是to have a haircut。cut者，切割而已，就与“发”之动宾配搭而论，规范化汉语把它演绎为“理”，言简意赅。
不过粤方言自有特点，广府人善于吸纳外来词并使之本土化。例如“理发”，地道粤方言要说“fit发”，把fit读得更轻灵，便成“飞”。何以粤方言弃cut而选fit？首要，是fit之核心内涵乃“使之合适”，把头发修整得合适，正好跟“理”相符。“飞发”即“fit发”，其有上海话可资佐证。自十九世纪中叶出现洋泾浜英语迄今，上海俚语把配备传动装置的小机械称作“飞”，如单齿轮作“单飞”，三级变速自行车叫“三飞”。洋泾浜的“飞”，已被确证为对于fit的借用。异曲同工，粤方言借fit指称理发。
民间另一“桥段”即与配备了弹簧的推剪相关。剪发师傅是用推子和剪刀来剪发，每推一下，手部都有一个向外甩的动作，把顾客的头发甩至一边，因此便有了“飞发”一词；而近更有一说，源于男发剪技之“铲青”，亦作“飞白”。铲也要铲得有层次，可看出渐变效果。此“渐变”，便是英文的 fade，也就是飞发之“飞”。由此源自西方的“Barber Shop”，便顺理成章，成为港产的“飞发铺”了。
一
年初的一次春茗。我的朋友谢小湘对我说，你们中文系，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我摆摆手，表示谦虚。
我和小湘算是港大的校友，但在校时并不认识。他是读电机工程的。他爸是港岛一间酒楼的主理，机缘巧合，在一次朋友的婚礼中相识。他每每和我饮茶，总是会告诉我一些学系的新闻。大约因我深居简出，他四处包打听的性格，是有些讨喜的。
他说，真的，我前些天遇到了你的师兄，翟博士，他开了个理发店。
我一时愣住，头脑里风驰电掣，想起了翟健然。高了一级，跟系主任研究古文字。博士论文研究楚简，四年，认出了五个半字，在当时的学术界还引起过不小的轰动。毕业以后，传说他在新亚研究所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员，许久没有联系了。
我于是明白了小湘说的“藏龙卧虎”。是的，近年来，我们中文系不走寻常路的同窗，的确不少。在一次文化部组织的活动上，我和学妹小哲惊喜相遇。才知道她早就放弃了对“新感觉派”的乐理研究，投身梨园，已经是香港粤剧界崭露头角的花旦。依稀谈起当年我给她带导修，说，师兄，我大二古典小说课程演讲提到任白，唯你一个还能聊得上，我就觉得自己得出来闯一闯。至于闯得更大的，是我同门师弟陆新航，博论跟导师研究南社。前段时间，还在巴士上看到他巨大的照片，写着港大五星导师。才知道已经跻身补习行，是业内甚有名望的“四小天王”。同学聚会，他自谦下海不过是要给女儿买奶粉。旁边同学起哄，瞒不过上了新闻啊，“天王陆生斥半亿，喜购康乐园跃层别墅。”
但是，翟师兄开理发店这件事，还是有些超越了我的想像。印象中的他，头发有些谢，终日穿一件深灰的美式夹克，见人脸上总是有谦卑的笑。但只要不见人的时候，立刻换上了自尊而清冷的表情。
五月的一个周末，我收到了一张甲骨拓片。是个搞现代艺术的朋友，要做一个专题展，叫“符语千年”，大约是有关中国巫文化的。他电邮中说，这是新出土的甲骨，上面有些字不认得，请我找人帮他认一认。
我忽然想起了翟健然，就找出小湘给我的地址。
当我到达北角时，太阳已经西斜。我沿着春秧街一路穿过去，才发现，这里已经和我印象中的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就听说要仿照台北的松山，做一个文创园区。没想到几年间已经成形了。路两旁的唐楼，都带着烟火气，保留了斑驳的外墙，甚而还能看见五十年代鲜红的标语的痕迹。墙上装有简洁的工业风的外楼梯，虽也是复古的，但因为明亮的红色，却带着劲健的新意。我想一想，原来是《蒂凡尼的早餐》中防火梯的样式。大约走到了以往丽池夜总会的旧址，已经是一个广场，这才看见有一些肥胖的铸铁雕塑。这些人形没有面目，或坐或卧，都是很闲适的样子。我立刻意会，这是本地一个艺术家的新作。他的雕塑系列“新欢．如胖”（For New Time's Sake），分布在这座城市不同的地点。比如油塘地铁站，或是湾仔利东街。这些作品中的形象一律是富足而悠闲的，有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表情，或许寄予了对本地人生活的亟盼。其实香港人是如何都闲不下来的。我就在转身的时候，看见了“乐群理发”的标牌。
这幢红砖墙的独立建筑，在广场的一隅，不知是什么名堂。外面是转动的红白蓝灯柱，在香港其实也很少见到了。
我确认了一下地址，推门进去。门上有铃铛“当啷”一声响，提醒有客人进来，也是复古的装饰。店里有人迎出来，正是翟师兄的脸，挂着殷勤的笑。他招呼我，问我预约了几点。我说，我并没有预约。他说，不碍事，正好有个客cancel了appointment，他可以为我服务。
但是，翟师兄始终没有认出我来。我一时竟不知怎么开口与他叙旧。他的模样依旧，并未老去，但神情昂扬。穿着洁白的制服，身姿也是挺拔的。更不可思议的，头上竟是一头丰盛的黑发，用发油梳得十分整齐。
在我愣神的时候，他问我怎么剪。
当时我的眼睛，正盯在墙上挂着的一张猫王海报。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在这店里昏黄的射灯光线中，浅浅地笑。
翟师兄站在我身后，微笑说，虽然依家兴复古，但这个“骑楼装”，还是有点夸张哦。
我这才回过神，说，那，那就稍微修一修。
“修一修。”这个似是而非的要求，往往会让理发师和顾客，都有台阶可下。
但是，翟师兄却忽然现出肃然的表情，道，到我这里，怎么可以修一修。来，我给你推荐一个发型。
我嚅喏着，以为他会拿出一本目录给我挑，这是一般发廊通常的做法。然而，他指着橱窗玻璃的一幅招贴画说，我只剪这六种发型。我放眼望去，这张发型示意图是以手绘的。模特都是欧美人的样子，暗影呈现深邃的轮廓，头顶一律用白色标记了耀眼的高光。
每张图底下，有英文的注释。比如City Slicker，Aristocrat，Valentino，Executive。在一张看起来十分浮华，布满了波浪的发型下头，写着Play Boy。
翟师兄跟着我的目光，详加介绍说，这个“水浪涡”靓仔得来，但打理起来好麻烦。“九龙吊波”就好些，出街冇问题。
他返身看一看我，依你的头型，剪这个“蛋挞头”最正。既然怀旧，就做足。
这烟火气的名字，让我愣一愣，看不出怎么像“蛋挞”，但却似曾相识。他瞧出了我的犹豫，便说，潮流就是这样。兴足十年，兜兜转转又十年。当年Casablanca里头的Humphrey Bogart就是这个发型。
我顿时明白为什么觉得眼熟，于是点点头说，那就这个吧。
坐下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因为我在翟师兄的眼中，只看到了面对一个陌生顾客的殷勤，以及职业性的微笑。我想，即使并非同门，但毕竟在一个系里呆了四年的时光。记忆竟然真的可以了无痕迹。
他走到了墙角，打开一只电唱机，又弯下腰，挑拣了会儿，才将一张黑胶唱片放进去。音乐响起来，瞬间就将这店里的空间充盈了。沙沙地响，圆号和塞克斯风的前奏，是久远前灌制唱片的信号。即使许久没听爵士，我还是认出来， 《Summertime》。比莉·哈乐黛的声音，永远略带苦难感。
翟师兄按了一个按钮，开始将理发椅缓缓降下，我的脸冲着天花板。听着音乐充盈着空间，让不算狭窄的店堂，忽然显得拥挤。
翟师兄给我干洗头发，手法十分轻柔。我的眼睛，停留在了天花盘旋的裸露的排风管道上。我看到一滴冷凝水，与另一滴聚合在了一起，越来越大，就快要滴下来了。
这时候，我感觉到眼睛上一阵温热。翟师兄将一块毛巾覆在我的脸上，同时间闻到了植物清凛的味道。黑暗里头，我听到他说，这是柑叶精油，能够放松心神。听爵士，要闭上眼睛。哈乐黛的声音，像一个黑洞，进去了，就一眼望不到头。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听《Strange fruit》，听到泪流满面。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轻颤了一下。其实此刻，我努力想睁大眼睛，看一看翟师兄的神情。我回忆在大学里的每一个和他交谈的线索，他的寡语、不苟言笑，都恍如隔世。
包括在头顶工作的一双手，按摩间的停顿和敲击，也让人踌躇。当我终于想要问句什么，他告诉我，头已经洗好了。
他用吹风机将我的头发吹干，然后说，我要开动了。
翟师兄拿出一只电推，在我的后脑勺动作，手法十分娴熟。我面对着落地大镜，看到他专心致志，这倒是有几分印象中面对古文献的情形。此刻，我放弃了唤起他记忆的想法，于是有充裕的时间看清楚整个店面的陈设。虽然墙体用原木砌成，没什么多余的装饰，走的北欧路线。但细节上，却有许多欧洲barber Shop的痕迹。取光的玻璃柜里，摆着品牌的洗发水、润肤皂，甚至还有不同款型的须后水。普普风的大幅电影海报，镶嵌在镀金的画框中。桌椅，包括他特制的工具箱，都规则地铆着铜钉，是略有奢华感的暗示。
我从镜中看到对面的墙上，贴着许多的黑白照片。有风景，也有人。仔细看去，大都是本地风物，拍得非常有韵味。光影之间，竟让我联想起喜爱的摄影师何藩。其中一张，我一眼认出，是在港大附近水街的甜品铺“有记”。照片上的女人，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老板娘。她以精明著称，但对学生仔，永远有一种宽容慈爱的神情。
我不禁说，这些照片，真好。
别动。翟师兄略使了一下力气，将我的头扳正。然后轻轻说，我过去这些年，都花在这些照片上了。
我心里倏然漾起暖流，虽然不知道他何时有了摄影的爱好。但是感慨，师兄原来以这种方式，纪录下我们共同的母校时光。
我说，“有记”去年关门了啊。
他说，嗯，是啊。
我发现他在用推刀时，话少了很多，似乎神情也肃然起来。我想，这样好，还是以往的翟健然。
过了一会儿，他改用了剪刀。在两鬓铲青的上缘修剪发梢。这时唱片放完了，我只听到耳畔有极其细碎的声音。嚓嚓嚓，嚓嚓嚓，好像蚕食桑叶。
他说，再冲下水。
他给我擦干头发，一边问我，等一阵出去系倾公事，还是去party？
我愣一愣。
他笑说，莫误会，我要为你塑形。不同场合，塑形的方式不同。
我说，其实没什么所谓。
他开了电吹风，一边用手指一点点地将湿头发顺着一个方向捻开。吹风的声音很大，忽然戛然而止，店堂里过分地静了。我的目光又移到那些照片上，其中一张，看不出是什么年代，但应该是久远的。一位理发师傅，站在街边给一个孩童剪头发。理发椅不够高，上面还架了一只矮凳。旁边有个穿着碎花短衫的母亲。她看着理发师的手势，一边用手绢擦着汗。脚边是个菜篮子，里面装着丰盛的果蔬。
翟师兄一边将一些发油，抹在我头顶，一边说，还是做个斯文的型吧。
我问，你为什么把理发店开在这里？
他手略为停了一下，然后说，这里原本是我的摄影工作室。
我说，你只拍黑白照片啊。
他笑一笑，对。你不觉得拍摄黑白照片，其实和剪头发是一回事吗？
我想一想，无从发现其中的联系。
他指着其中一张给我看，那是一个巨大的天台，有星星点点的光晕构成了斑驳的形状。他说，为什么黑白相好，因为是用最有限的，表现最多的。不同的光影部位间，黑色与白色的浓度都不同。黑白之间，还有太多的层次，我们叫灰度。灰度的频率、节奏和连贯性，最变幻莫测。我们亚洲人的发色以黑色为主，懂得观察，处理得出色的话，中间也绝非只纯粹地有黑、白两色而已。最可看的，其实是中间渐变的部分。
这就是我剪头发的道理，男人的发型，无外乎厚、薄两个部份。头顶发线最厚，发脚和“的水”部份的发线则最为单薄，每每露出头皮与皮肤。一个优秀的发型，同样存在着灰度，如何去铲青或偷薄，使头发在薄与厚之间，展现出优美的渐变、结构、轮廓和光泽，道理就如摄影中对灰度的处理一样，无比奥妙，要将这个灰度拿捏得好，是门很大的学问。懂得欣赏的话，实在又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他将一面镜子放在我身后，左右观照，我果然看见，中间有水墨退晕一般的渐变，从鬓角到耳际，是圆润青白的流线。
我看着镜中的自己，也有些陌生。这是一个我从未剪过的发型，带着某种老派的年轻，但似乎还原了这些年在我身上消失的一部分。
我说，剪得真好。
翟师兄眨一眨眼睛说，谢谢侬。
他见我愣住了，便说，你的广东话很流利，但是能听出上海口音。我认识一个老人家，口音和你一模一模。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对我说，谢谢帮衬，欢迎下次再来。
我接过名片，上面是一个英文名字。Terence Zag。
在校时从来不知道，一直循规蹈矩的翟师兄，还有个时髦的英文名。
我终于忍不住。我说，师兄，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毛果。
这回轮到他愣住了。
但很快，他就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是不是找翟健然？
我茫然地点点头。
他笑得更厉害了。我一直以为比我大佬要靓仔好多，还是时时被人认错。
他将名片反转过来，一拱手道，我是翟康然，幸会。
在明园西街见到翟健然时，已经是黄昏了。
翟康然带着我，在北角的街巷往返穿梭，终于停下。我再一次看到了“乐群理发”的标牌，但这个门脸却要小得多，甚至有点过于简陋。
它的左边是一个花店，右边是一个腊味铺，两者间其实应该是一处后巷。它就在这巷口上搭建起来。门口也是三色的灯柱，但却是用油漆画在墙上的，静止的螺旋形的图案。
翟康然并没有进去。只是在门口喊，大佬，有人揾你。
就有人掀开了塑胶门帘，走了出来。
没错，是我的师兄翟健然。
我一时有些恍惚。因为面前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但似乎又大相迳庭。走出来的那个，仿佛比我印象中的，头发更为稀薄了。他佝偻着肩膀，架着高度数的近视眼镜，但并没有挡住青紫的黑眼圈。他脖子上挂着围裙，出来时，还使劲在围裙上擦一擦手。
而我身边的这个，挺拔而壮硕，穿着合体的A&F的T恤衫。站在夕阳里头，金灿灿的。他见翟健然出来，没有多话，但目光却向店里草草扫了一眼，转身便走了。
见到我，翟师兄眼里有惊喜的一闪，这让他刚才木然的神情生动了一些。
他说，毛果。
而我也只是微笑了一下。因为，毕竟刚才和翟康然的见面，已经消耗了大半故人重逢的热情。
这时候，天上忽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翟健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将我让进了店里。
店里的空间非常局促，还有两个人。准确地说，是两个老人，一个站着给另一个在剪头发。站着的那个，头发已经快掉光了。我注意到，他和翟健然的脸相十分相似，更瘦一些。脸色干黄，也戴着眼镜。眼镜腿上缠着胶布。
翟师兄开口道，爸，这是我学弟。
老人轻轻“嗯”了一声，并没有抬头，只是说，坐。
翟健然将椅子上的一摞杂志搬下来，让我坐。这椅面上的皮革似乎修补过。我坐上去，感到不太平整，大约是里面的海绵脱落了。迎面是一个变电箱，上面贴着一个财神，手里拿着“招财进宝”的条幅。下面有个接线板，延伸出各式缠绕的电线，蜿蜒向店里各个角落。
我看到翟健然有些抱歉似的，看着我。我才想起说明自己的来意，从包中拿出iPad，找出朋友传来的拓片，说请师兄帮忙认一认。
翟师兄扶一扶眼镜，很仔细地看，然后从手边拿出一张报纸摊开，开始用笔在上面勾画。
有些淡淡的香气，在空气中浮动，是隔壁的花店传来的。但同时也有些陈年腐败的、酸而发酵的味道，是这老旧巷弄的气息。
每几分钟，便有行人匆匆经过，大概是抄后巷作为捷径。耳边传来老人清喉咙的声音，间或有孩子的吵闹，和女人大声的呵斥。
翟师兄专心致志，似乎没有被这些所打扰。同样专心的是他的父亲翟师傅，大概因为视力的缘故。他将头埋得格外低，几乎贴着那位客人的脖颈。他用剃刀，细细地在客人“的水”处刮着。这是理发最后的程序。他仿佛做工艺的匠人，用了很长时间刮完了一边，接着又去刮另一边，又用去了很长时间。他轻轻对客人说，得喇！
翟师傅用一只鬃毛扫在客人后颈轻轻地扫，一边很小心地将围单一点点地扯开来，好像生怕头发茬儿掉进客人的衣领，然后扑上了爽身粉。客人满意地在镜中看一看，从口袋里掏出包烟，递一颗给他，道，好手势！
客人付过钱。翟师傅忽然喝一声道，你畀多咗喇。老人优惠二十八蚊咋！
他一边敲敲大镜上的价目表，上面写着：长者小童，二十八元。
客人一愣，却即刻佯怒道，老人？你话我老人？丢！我无头发咋？收咗佢啦！
他也不依不饶，硬是抽出了几张，塞回这老客人手里，道，你以为我唔知咩，你上个月满六十五，都可以申请长者八达通啦。同我扮后生，唔知丑！
两个人就这样嬉笑怒骂着。老客人终于拗他不过，将钱收回去，却没忘回头追一句，得闲来揾我饮茶。我请！
翟师傅用围单在理发椅上掸一掸，然后对远处挥了挥手。
他坐下来，点上那颗客人留下的香烟，抽了一口。翟师兄立刻抬起头，对他道，阿爸，医生话，你唔好食烟啦。
他一拧颈子，背对着我们，说，你理我做乜嘢？
翟师傅走到门口，看着外头的雨，好像下得大一些了。我听到他和隔壁腊味铺的人寒暄。对方说，今日落雨，生意唔好。早点收。
他点点头道，都系，长做长有啦。
这时候，翟师兄叹了一口气。我安慰他说，不急。我让朋友再问问别人。
他摇头道，都认出来了。翻来覆去，不过还是那几个字。可见近几年，也并没什么新的发现。
我很开心地说，师兄还是你厉害。好汉不减当年勇！
“认出来又点？又不能用来揾食。”这时候，就听到翟师傅苍老的声音传来，虎声虎气的。
我们两个于是都沉默了。
这时候，我才看到翟师傅盯着我看，目光透过眼镜片，鹰隼一般。他拍拍理发椅，冲我说，坐低。
我犹豫了一下。他更大力地拍，说，坐低。
我于是坐下，翟师傅给我围上了围单。拿出剃刀，开始在我后脑勺上动作。我感到了一阵凉意，但那不是来自锋刃，倒好像是丝绸柔软地掠过我的脖颈。
这时，头顶响起了一个炸雷。雨忽然更大了，势成滂沱。雨水沿着塑胶皮的门帘流下来，外头的景物也都模糊了。雨打在铁皮的屋顶上，砰然作响。但翟师傅的手并没有一丝停顿，甚至没有过犹疑。那种凉意渐渐暖了，像是猫尾巴在皮肤上轻扫，有种舒适的痒，一下又一下。
暴雨卷裹。终于有雨水从屋顶渗漏下来，滴落在了我面前的镜台上、隔壁的座椅，以及打湿了那一摞杂志。翟师兄倒是有条不紊地，在滴水的各处放上不同的容器接着，仿佛驾轻就熟。他将一只空保鲜盒放在镜台上，很快里面就积聚起了一汪小潭。
这时，滋的一声，灯忽然灭了。店铺沉入一片黑暗之中。
暗中只有一星光，在镜子里头一闪，那是翟师傅还叼在嘴里的香烟。
我什么都看不见，想他也是一样。但我感到他的手没有停，锋刃丝绸一般，
熟练而清晰地在我颈项、两鬓游走，有极轻细的摩擦声。
翟师兄点亮了一支蜡烛。昏黄的光晕中，我忽然看见了一颗人头，在我的身后的柜上微笑，不禁一个激灵。
我有些恐慌地转了一下头。终于看清，那不过是一颗塑胶的模特儿的头，有茂密卷曲的头发，大概是用于给理发师日常练手。
感觉到有一双手轻轻地将我的头扳正，说，别动。
声音似曾相识。在黑暗中，这双手没有停。
翟师兄找到了电箱。将电闸拉了上去，店堂重现光明。
翟师傅已经在用毛扫扫着我颈子上头发茬，他笑笑说，睇下点？
我看到我的两鬓、后面的发际，被他刮得十分干净。是匀净的青白色。然而，让Terence引以为傲的灰度，所谓fading，没有了。不见退晕，非黑即白，界线分明。
他将我的围单取下来，有一些轻柔的光，从眼镜片后放射出来，对我说，依家青靓白净翻！
但即刻，鼻孔里轻“哧”了一声，说，不知所谓，飞发佬呢啲位都整唔清爽，畀啲客出街，好丢架！
我听出了他话里的针对。站起来，下意识地掏出了钱包。他用手使劲一挡，说，你在那边付过了。我帮条衰仔补镬，唔收得。
翟师兄送我出门。沿街的店铺陆续关门了。也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不知是哪户人家，飘出了极其浓郁的炒虾酱的香味。
我们默默走着。我说，师兄，你离开新亚多久了。
他愣一愣说，有一排喇。
我说，你学问这么好，不可惜吗。
他摇摇头，说，你知道的。我在校时就不善人际，应付不来这么多的事情。好多都是功夫在诗外。与其要费心机和人打交道，不如整天和人头打交道，还简单些。
我说，你在这帮你爸爸。那Terence那边呢。
他又沉默了，半晌，说，一言难尽。
送我到了路口。我说，师兄，好久没见了，一起吃个饭吧。
他说，不了，改天再约。我要回去帮阿爸收铺了。
我顶着新发型，去学校上课，意外地受到了学生们的赞美。
如今的大学生，行止已不以含蓄为准则。他们总是如此直接而发自肺腑地表示喜欢与不喜欢。下课时，有个学生专门走到讲台对我说，毛老师，呢个发型好劲，好似Sam哥。
Sam是吴镇宇在《冲上云霄》里扮演的角色。当年街知巷闻，是个型到爆的机师。
我承认，我的虚荣心莫名地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十月》2020年第5期）
获奖理由：在抽丝剥茧又平淡如水的叙述中，《飞发》将一个看不见波澜的市井行业故事安排成了一个闪耀着辉煌光彩的人生大戏。翟师傅与庄师傅的行业之争，翟氏父子之间的理念冲突，以及时代轮转的盛衰之势，从人性到伦理，从性格到命运，一幕一幕拉开，秩序井然，不动声色却又始终扣人心弦。与此同时，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怅然，被人性的温暖彻底照亮。葛亮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语言能力和叙事节奏控制力，与小说的整体格调氛围之间，构成了相当完美的呼应唱和。 （陈福民 执笔）
郑执《森中有林》，发表于《芒种》2020年第10期，原刊责编张启智
作者介绍：郑执，1987年出生，沈阳人。19岁出版长篇小说处女作《浮》，2007年至今出版多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代表作有《生吞》《我只在乎你》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2018年12月于首届“匿名作家计划”大赛中凭借短篇小说《仙症》夺得首奖。2019年获首届“钟山之星文学奖”、“辽宁文学奖”特别奖。
▲作者分享作品
作品介绍：正在东京飞往沈阳的航班上，两个年轻男子相聊甚欢，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而他们命运的改道却始于同一个端头——一桩被掩埋的陈年谜案。这段荡气回肠的东北往事，蛰伏于每个人心底，等待机会从冬眠中苏醒……
作品选读
一、黄鹂
两只黄鹂被吕新开从粘鸟网上摘下来，是清明节前一天，也是爹妈忌日。要不是日子赶得寸，他也不至于往深想，他想，这对黄鹂是爹妈化身的，不然咋这么巧是一公一母？铁定是惦记自己了，特意过来瞅一眼，索性对俩小玩意儿叨咕句：上班了，挺好的，放心吧。那只母的竟然应了一声，音儿瘪得能听出来饿不少天了——鲜有人比吕新开更懂鸟——黑枕黄鹂，母的眉羽比公的长，黑亮亮一绺儿朝后挑，像女人描眉哆嗦手了。来机场上班四个月，麻雀、乌鸦、杜鹃、野鸽、山雀、红隼、夜鹰，吕新开斋了个遍，从没如此金贵过谁，下手比绣花都细，生怕折了哪只膀子，愣在网前耗了半个钟头。他后悔犯懒没披大衣出来，被风打个了透。四月都出头了，沈阳还刮西北风。
吕新开呼里呼哧地回到办公室，倒是没让两只黄鹂冻着，一边裤兜儿揣一只，掌心搓热当被裹着。已经八点半，大李刚早饭还没吃完，半缸大米粥吸溜儿一早晨了；小李刚不知道搁哪弄来根红绳，正往一颗空弹壳屁股上绑，手笨，一直脱扣，嘴里骂骂咧咧的。办公室一共就他们仨人，俩同名同姓，大李刚三十六，小李刚二十二，长得还连相，都是团团脸，绿豆眼，吕新开刚上班那会儿，以为亲哥俩呢。四个月前，吕新开第一次走进屋，那鼻子霉味儿从此挥之不去——与其称办公室，不如叫储物间，撑死就十平方米，还在半地下，刨去一个储物柜，两张桌子，一张行军床，连并排过俩人的地方都匀不出。吕新开双手插兜儿，站在原地转圈儿踅摸。小李刚问，找啥呢？吕新开装听不见，本来就不爱搭理他，这人嘴欠，比自己小一岁，仗着十七岁就上班，在机场也算老人儿了，开玩笑没大没小，上个月俩人差点儿动手，亏大李刚拉架，拽吕新开去走廊劝，别跟小崽子一般见识。小李刚又问，卵子落屋里了？吕新开问，昨天分那箱苹果呢？这句是问大李刚的。大李刚说，全烂的，扔了。吕新开问，纸壳箱呢？大李刚说，都搁门口呢。吕新开来到走廊，端起那箱烂苹果，去厕所倒进垃圾桶里，再回来的时候，空纸箱就做了两只黄鹂的新家。他用透明胶带封了箱顶，再拿钥匙捅出两排窟窿眼儿，装修完毕。两只黄鹂对临建房应该是挺满意，几声脆叫打窟窿里传出，底气明显比刚才足不少。小李刚暂停手中活计，啥玩意儿啊？吕新开说，鸟。小李刚说，废话，我问你啥鸟？吕新开眼皮都懒得抬，声音更低说，黄鹂。小李刚问，多大？有肉吗？吕新开这才抬头，拿防贼的眼神回瞪，清楚这小子不是开玩笑。平时小李刚打的鸟，基本都被他带回家吃了，猫头鹰都他妈敢下嘴，炖了锅汤，第二天还把剩的装保温瓶带办公室来，问谁想尝尝。大李刚捡了饭勺里剩的几粒米，来吕新开身边蹲下，顺窟窿眼儿一粒粒塞进去，打算在这儿养？吕新开说，带回家。大李刚说，黄鹂叫得好听，但不好养。吕新开自言自语，两个黄鹂鸣翠柳，下句啥来着？大李刚说，我初中文化。吕新开说，小学课本里的，说啥想不起来了。小李刚说，两个黄鹂鸣翠柳，我跟你喝交杯酒。——捅完句屁嗑儿，自己咯咯乐。吕新开忍无可忍，刚要开骂。大李刚又说，小时候没好好学习，现在后老悔了。说罢碰碰吕新开胳膊，挤了个眼，意思算了。吕新开合计也算了，他不想跟任何人置气，至少今天不想。小李刚没皮没脸，还接话，当初好好学习，现在又能咋的？大李刚说，不咋的，起码分苹果不至于总轮到烂的。小李刚哼了一声，将红绳套进脖子，黄铜色的弹壳在胸前晃晃着——跟个二傻子似的。吕新开心说。
坐单位班车从机场回到大西菜行时是五点。纸壳箱一路被吕新开捧在腿上，两只黄鹂挺懂事，一声没吭，省了麻烦。吕新开主要是嫌跟同事搭话麻烦，平时坐班车，不管困不困他都装睡，没别的，就是懒，懒得记那么多人名。进屋五点多，大勺里有前天炖的豆角，剩个底子，点火热了热，半个凉馒头掰开泡汤，对付一口就出门了。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芒种》2020年第10期）
获奖理由：“森中有林”这一标题以拆字游戏的智慧暗喻了小说是在进行一场拆解生活的叙事，故事盘根错节，人物相互纠结，仿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在貌似宿命的故事里，作者不动声色地审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郑执以平常心和敏锐眼去处置现实百态，从而创造出一种波澜不惊却又耐人寻味的叙述，还包含着难以割舍的东北情感，将东北故事讲出了新意。 （贺绍俊 执笔）
你读过其中的哪些获奖作品？
最喜欢哪部？
每一篇获奖作品都是值得细细品味！